37年前的6月13日晨6时11分，父亲樊星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出身苏北阜宁县陈集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在家为长子，祖父樊正明为不吃没文化的亏，省吃俭用送他读私塾，他精通农活，又有些文化，常主持公道打抱不平，在当地颇有威信；1940年10月，黄克诚率八路军南下纵队解放了家乡，民运干部就住在我们家；父亲原就听说八路军、新四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现看到他们纪律严明，斗志昂扬，为群众谋利益，就积极介绍情况参加活动，民运干部也有意发展培养；1941年4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家乡的大地上坚持武装斗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1951年初父亲成为建国后家乡阜宁县第一任县长，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任命为江苏省商业厅副厅长。我时常遇到当年和父亲共事的老同志，都会聊一段他的往事；特别是厅人事处老处长讲的“鸭蛋”小故事，使我耳畔又响起父亲那浓浓老家口音．．．．．

  “文革”前厅机关每周三下午是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每月最后一个学习日集中听形势报告；由于父亲分管人事教育、机关党委，只要不外出都由他来做；一次讲“最近国际形势比较紧张，约旦和以色列又发生战争”，台下一个刚分来的大学生听不懂父亲把约旦的“约”发成“ya"音的方言，在做记录时就画个“0”代替，成了“鸭蛋”和以色列发生战争。不久，老处长召集新来的大学生座谈进机关后的感想，这位就说“领导的方言有的听不懂，怕耽误工作”，还展示了那个“0”笔记，处长看了"哈哈”一笑：我们听了七、八年了！慢慢就会听懂的！父亲听说后也摇头笑道口音改不了喽！1963年，父亲去北京开会，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回来后向我们讲述当时的情景，并模仿毛主席的姿势和讲话：主席问：这是开的什么会啊？总理答;全国商业政治工作会议；我姐姐立即问毛主席讲的也是我们老家话吗？父亲光笑，母亲赶快“圆场”：你爸爸口音改不掉！其实父亲在工作中还是要求商业一线人员讲普通话并听懂方言，他主持全省商业系统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评定，把这作为指标之一。也许是“职业习惯”，1964年，省委派他去省政府驻沪办事处搞“四清”,上海的老战友尽地主之谊在家轮流宴请，父亲就观察那帮老战友是否听得懂上海话，回来跟我们神秘地说“发现了一个秘密，他们（老战友）讲话小孩子（子女）都听得懂，小孩子讲上海话他们也差不多明白。”母亲笑道“你自己还不一样！”

   父亲虽1952年调离家乡，但一直心系那里的父老乡亲；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得知将有不少来自农村的代表参加，心里很高兴，特向大会接待组要来代表名录，那时客房没有电话，就一家家旅馆跑同老家代表见面并邀到家里吃饭，有时代表不在，父亲就写纸条留下家里电话交服务员转告；那几天我家天天欢聚，有的代表是当年参加开挖苏北灌溉总渠的民工，父亲那时是县长兼总指挥，于是感慨地说“老县长没忘我们。”这样家里粮票很快用完了，只得连续几天顿顿“传统食谱”---山芋干穇子粥。父亲对乡亲们有困难尽力相助，一天家里来了父子俩，儿子患精神病，以前也去南京精神病医院看过，效果不明显；父亲就带他们去精神病医院找院长，邀专家会诊，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终于治愈，回去三年后结婚生子。在这段时间他们吃住都在我家，病人时常吵闹甚至摔东西，父母为了不使我们反感，就说是亲戚,要我们喊“三爷”；后得知原是解放前曾和父亲一起为地主做长工时的“工友”；以后凡家乡农村来稍年长些的，父母都会要我们叫“爷”！

   1971年11月，组织上安排父亲回老家阜宁安置，住在县城的县会议招待所；一天我们正要吃晚饭，来一对农村中年夫妻，父母不认识他们，男人自我介绍是某村的，父亲问有什么事？男人说今天到县医院查病，没赶上回去的车，我们在县城无亲无故，听村里老人说您老当年在我们那里打过游击，就来想过一宿；说着还递上医院的病情诊断书，父亲一看是“食管癌晚期”，估计他们不识字，就安慰道“有病要治呀！”又问了村里情况，男人都回答了，父亲觉得不假，于是招呼吃饭，母亲还用鸡蛋炒饭给女人吃；这时男人突然呕吐在家地上，母亲毫无怨言将秽物打扫干净；第二天一早还买好些烧饼油条给他们带着在路上吃。后我嫌家里有异味，父亲严肃地说：那里的群众当年为了我有的命都丢了，现在还欠人家人情呐！父亲在1976年金秋后写的回忆录有这么一段叙述：“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和还乡团加紧对我们实施围剿，我带领的武工队只好各自为战，定期集中；一次几天没吃东西，实在饿极了到老乡家想搞点吃的，被一队敌人发现追了上来，心急敲开一老乡家门，里面大婶见我就指指屋后的草垛，我就跑过去扒开藏起来；不一会，敌人冲进来大声问把人藏哪里了？！大婶很镇定地说没得人来啊！敌人吼到要是找到了就叫你死！大婶说那你们找吧！敌人四处搜查，在草垛上用刺刀戳了几下没找到。大婶临危不惧，用自己的性命掩护了我。”每每读到于此，作为子女无不理解为什么父亲每次看见家乡乡亲视同亲人，他们有难时为什么要倾情相助；他是想用自己的全力回报百姓的养育救命之恩。

    1971年冬，全家到老家安置好后，父亲就主动要求县委安排工作为家乡发展出力；县委以“没权限”婉拒了，后多次要求，县委决定请父亲任县农机厂“顾问”，当时县农机厂是全县最大的企业，毛主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因此在县里的位置举足轻重；父亲十分上心，经常去厂里了解情况，得知发展最大困难就是钢材短缺，决定外出利用自己人脉组织货源；他不顾患支气管扩张症、遇冷和疲劳就会大量咳血的危险，南下杭州、绍兴、上海，北上徐州、连云港疏通渠道，让农机厂和县物资局具体去操作。县肉联厂在建厂立项前由于邻地竞争可能被淘汰，父亲拿着县里的报告找当年省商业厅的老同事、时任省外贸局副局长的谢金声、老部下省食品公司经理钱平阐述家乡是生猪生产大县具有兴建肉联厂的优势，最终如愿以偿。县制药厂主要产品是蜂乳，父亲一看就说和江浦老山的相比有差距，你们应该去学习；厂长说以前去过，因是同行人家不接待；于是父亲写条子给老山林场制药厂（现南京老山药业）领导要求支持，对方才同意有所合作，对提高县药厂蜂乳的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文革”期间苏州不少干部下放至家乡县里落户，后落实政策有的安排当地工作，由于文化和水平存在差异，一些单位两地干部之间产生矛盾，而父亲的特殊身份成了双方倾诉的对象，有时一个单位中午苏州干部来，晚上老家干部也来；父亲本着促团结利工作的原则，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那时苏州干部普遍有一股“怨气”，父亲一是理解，二是疏导；听说苏州原副市长何希敬一家下放在农村，就主动托人请他夫妇俩到我家来吃饭，何希敬很感动，讲了句到这里是第一次被当地籍干部请吃饭；父亲趁机介绍老家县情和干部的长处，陪何来的苏州籍干部说“这些话由您说出来我们爱听。”何希敬恢复原职回苏州前特向父亲话别（没去县里领导那里可以理解），父亲意味深长地对他说“这里是你的第二故乡啊！”两人后还保持通信往来；父亲去世时他还特发来唁点表示哀悼。

   1978年6月3日夜，父亲在南京家中突发脑溢血，我们急送省工人医院（现省人民医院），经多方治疗无效去世，终年62岁；6月19日在清凉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送了花圈，父亲的老首长、外经部副部长石林发来唁电，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执中参加了追悼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局局长季一先致悼词；家乡县委、县革会还用三米长的白布书写挽联悬挂在父亲遗像两侧：“忆往昔奋战盐阜出生入死立场坚定赤胆忠心干革命  惦同志功垂农商能上能下继续革命鞠躬尽瘁为人民”。挽联概括了父亲为革命奋斗的一生，能得到如此评价也应含笑九泉了；作为他的子女和我们的下一代要继承遗志，继续关注、支持家乡的发展，为把她建设得更加美好、实现高水平小康社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