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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樊斌 时间:2014/04/12 周六 10:58



  图/邝野

  羊城晚报记者 孙晶 实习生 谢雅裕

  

  “2013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专访9

  “我正在过来的路上,10分钟内到。”樊友斌风尘仆仆地参加完华工的研究生野外生存培训课驱车两个多小时赶来接受采访,接下来的数天他的时间也全都被工作排满。这位38岁的青年企业家从事服装行业14年,2004年创办了爱斯达服饰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业绩每年以60%以上的速度增长,仅用了5年就成为牛仔服装行业龙头企业,是国际知名品牌PERRY  ELLIS、ONLY和国内知名品牌马克华菲、森马等企业的战略供应商。

  现在的樊友斌致力于传统服装OEM企业向智能化服装快速制造企业的升级。爱斯达成为全球第一家为个性化服装而诞生智能制造平台的企业,实现了个性化定制与快速智能生产的无缝对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称:“爱斯达已位居服装智能制造全球之首,开启了服装DIY定制时代的序幕。”

  尽管樊友斌的智能裁缝的开发使得一件远程定制的订单可以在72小时之内完成,给服装业带来了技术创新的潮流,但这位来自佛山顺德均安的年轻总裁依然每天都被无形的紧迫感包围着。排满的日程安排如拧螺丝般严丝合缝,但如何令传统服装业在创新的转型之路上走出未来,与电商合作开展远程定制线上销售的模式能否抢占市场,没有人能告诉樊友斌答案。

  “最大的困难是,市场的推广与认知中一些未知的事需要时间去考虑。企业创业和改变的压力不是源于外部,而是来自企业内部。”樊友斌坦言。

  A 谈创业:经历两次拆分的中国合伙人

  “自己做好了衣服,看见别人穿在身上,感觉非常棒。”樊友斌当初是带着兴趣进入服装行业的。

  2001年,深圳国资委旗下的一家企业改制为樊友斌带来了机遇。“做服装贸易。我的合作伙伴有客户方面的优势,而我比较熟悉生产和内部管理。这样的合作比较稳定,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然而,当公司真正“下海”时,樊友斌不得不面对合伙人散伙的问题。“当时我们俩对公司未来的规划存在不同的意见,最终只能无奈分拆。”樊友斌坦言,“我认识到企业管理的规范性对企业市场地位的重要性,所以坚持要做一个规范化的公司。这是分手的主要原因。”

  新公司必须解决资源有限的问题。樊友斌痛苦地发现: “外贸公司跨的环节太多,信息传递有问题。”经过多次与国外合作的客户沟通,他决定简化程序,用一个统一的logo,但独自经营管理自己的公司,这和传统的股权分配的模式不一样。“我们只是资源共享,财务独立。”樊友斌说,他们的信息是互通,但是分工明确不会互相干扰。“好像生产杯子的不会干涉生产勺子一样。”此后的三年内,业绩成倍增长。

  “合作发挥的价值远大于个人。”正当樊友斌在创业之路上狂奔之际,却发现国外最主要的合伙人正悄然更换国内的采购商。“他是想找更便宜的供应商,但偷偷挖走我的员工,我是不能接受的。”樊友斌气愤之下选择了拆伙。“在中国搞合伙人真不容易。”谈到这两次拆伙,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B 谈激情:金融危机来了还投身制造业

  创业之路总是布满荆棘,在经历了合伙人分拆之际,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给全世界的制造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樊友斌投身的传统服装产业更是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在多重压力下,全国最大的印染企业浙江江龙控股集团轰然倒塌。

  “欧洲的危机加上美国的金融海啸影响了整个市场的秩序,订单违约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人没了订单后,生意不知道如何继续。”樊友斌告诉记者,就在2008年的6月:“有一个企业和我合作成立一个工厂,那时我只是投资没有参与管理,那个企业后来想把它卖掉,我一看那里面有300-400人,我投了接近480万元在里面,工厂开办不到一年,不做很浪费,自己做又觉得没能力,因为不知道怎么做。”思前向后,樊友斌最终还是决定把工厂买下来。“我认为有了一个工厂以后,客户和业务的矛盾不再存在,我们可以按照既定的目标生产,而且把订单拿出去给别的工厂可以赚钱”。

  当时,很多业内人士都等着看樊友斌的笑话,因为逃离传统制造业已成为趋势。 

  C 谈管理:工厂曾走剩38人

  收购了制衣厂后,樊友斌随即遭遇了两记闷棍。开始他发现工厂员工的流动率很高,他问厂长:“为什么员工有的上了三五天、半个月以后,连工资都不结就走了,厂里哪些方面没做好?”厂长回答:“没有什么不好的。”第二天樊友斌又问厂长:“这个企业哪些方面做得好?”厂长回答:“也没什么特别好的。”一气之下,樊友斌辞退了这个厂长,没想到当天就遭到了200多位员工的集体罢工辞职。他这才意识到劳动密集型企业乡亲们的厉害。更让他恼火的是,厂子的管理就像小作坊。

  “我当时病急乱投医,到处找咨询管理的,希望他们开个‘药方’给我,把企业‘治好’。很多人开了药方,我也不能乱‘吃’,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服装企业的例子,但没有。”樊友斌在“投医”的过程中学习了丰田汽车的“JIT”经营生产模式。“我用手机拍了他们的工作场景三分钟,拿回去给员工们看,每个人都不相信。后来我找了一个管理顾问的专家,做服装工厂新的流程管理”。

  没想到新的管理模式又导致了大批工人辞职,最后,工厂只剩下38个人,几乎运作不下去了。樊友斌当时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我亲自去了解这38个人的收入需求怎样,问他们需要一个月多少钱,帮他们排除担心的事情。但他们必须要按照我的要求做事,每9个人一个小组,剩下两个人候补。效果很显著,一个礼拜,我们就把‘JIT’的模式试出来了,超出了我的预想!以前做一个产品要一个礼拜才能看到成品,现在一条裤子由上线到出成品,19分钟。每隔78秒,就会做出一条新的裤子。每条裤子的节拍就是78-79秒。”樊友斌高兴地说,“两个月以后,留下来的工人们拿到的工资基本超了50%,有的甚至100%。他们把这种信息传递出去,一个月以后,一些员工返回,那时厂里有100-200多人,已足够满足生产线的要求。”

  原来笑话樊友斌的人这时都不出声了。

  D 谈创新: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但是,投身制造业必须转型,樊友斌深深意识到这一点。

  截至2013年12月末,中国纺织服装制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15000多家,其中有将近2000家是亏损的。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包括阿迪达斯、耐克在内的许多纺织企业都转移到东南亚建厂。

  “2011年3月以后,我们录用的人员没有1983年-1990年出生的,1990年后出生的有大概10个人。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继续做下去会有问题。”樊友斌谈到此,表情一下严肃了起来,“廉价劳动力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不会变得再廉价。我发现中国遇见的问题跟30年前欧美的问题一模一样,如果再不解决的话就来不及啦。”

  从2011年开始,在一位中科院的院士启发下,樊友斌开始挑战快速精准成衣这个全球性难题。“研发花了差不多4000万元。成本非常大,这两年来我都没有休息过。只要听说谁的工厂是最先进的最好的,系统有优势,我就去看一下。”2012年12月  樊友斌荣获“2012年度中国企业创新优秀人物”,2013年9月6日,樊友斌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家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亲自启动智能裁缝全球首发上线仪式。

  现在的爱斯达智能裁缝连接了在线服装定制平台。消费者只要在网上输入身高、体重、腰围等数据,智能裁缝就能做到个性定制,20秒内可裁剪衣服,而耗材只需50元钱一个小时,一台设备相当于12个工人同时在工作。“把产品推出来以后,它不能推翻以前的一种模式,但可以开启服装时代一个新的开始,是服装DIY生产时代,根据消费者任何的需求制造。”樊友斌顿了顿说,“(服装制作)对人的依赖会越来越少,机械参与的环节会越来越多,对未来行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E 谈挑战:最大的压力来自企业内部

  目前,爱斯达服饰已与一些风投公司进行了接触,樊友斌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价值。 “在这个战场上,你有没有核心的价值点可以展现出来,你的企业靠什么生存、企业在发展的时候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品牌体系和质量保证”。

  已经和电商进行合作的爱斯达创建了C2B的模式,通过远程定制和快速生产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为没有办法确定市场的需求在哪,我想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企业内部,我们后面的布置能否跟得上来。”樊友斌坦言。同时他还担心,一旦完成了整套布置,市场上会出现模仿者。

孙晶、谢雅裕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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