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伟明

    东汉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尚书郎樊准因儒家学风日渐衰微，上书劝学。樊准说，光武帝在东征西伐的年代，仍然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明帝（刘秀的接班人刘庄）日理万机，仍留意儒家经典，亲自到学校讲课，那时，即使是期门、羽林的武士，也都人人通晓《孝经》。因为最高领导重视学习，所以开创了盛世。而现在呢，学者日益减少，博士懒得讲学，儒生则只顾追求华而不实的理论和谄媚阿谀的言词。因此，应当广征学者大儒，为年幼的皇帝储备良师。（见《资治通鉴》第四十九卷）
    樊准关于重振学习之风的建议，被当时的掌权者邓太后采纳了。当然，具体效果如何，《资治通鉴》没有提及，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汉朝正大步迈着下坡路，国运如此，要在全国真正兴起“讲学习”之风，估计是很难办到的。
    撇开当年的实施效果来说，光是看樊准所提出的问题，便是很有道理，意义深刻的。
    光武帝、汉明帝重视学习，所以开创了盛世；樊准劝学时，社会风气已完全不一样，连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博士、儒生都在追逐歪门邪道，形势与以前相比真是两重天。学习之风对于一个时代的兴衰，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它也是反映时代风貌的晴雨表之一。
    由樊准上书劝学可见，学习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在各个历史时期是相差很远的，就如我们各人的学习情况千差万别一样。对国家来说，碰上当权者本身素质高，对学习比较重视，则整个社会将出现好学之风；碰上当权者自身不学无术，朝纲松弛，则整个社会不把真才实学当回事，人们热衷于搞歪门邪道，出现“厌学”情绪也就很正常了。可见，一个社会的学风如何，更多的是取决于上层。各个时期当权者的素质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学习之风也是时紧时松。
    重振学习之风，在今天来说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受各种思潮的影响，我们的学习风气也不是很浓厚。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流传着“高等教育商业化，教授讲师商人化”之类的顺口溜，说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使以育人治学为主要任务的学者们心猿意马，甚至“读书无用论”的论调死灰复燃。在此之后，学习的风气也似乎不见浓起来，这绝对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欠发达的原因。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并呼吁：“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但我认为读书不应该仅成为一种形式，而应成为和吃饭睡觉同等重要的事。一个民族是否重视学习，关系到这个民族的兴衰。一个不重视学习的国家，是没有理由成为世界强国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于是他们提倡读书学习，纷纷发起阅读运动，以此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
    不学习的结果就是落伍。学习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国家的事。1900年前的樊准向朝廷劝学，虽然在当时未必收到如意的效果，但此举值得后世借鉴。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使学习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这也是“人人有责”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