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生于1957年，祖籍山西兴县。他是一名“晋二代”，当年和父亲樊忠义随着军队南下入川，故乡山西渐行渐远，但乡情却永远铭刻在他的心尖。从小生长在四川宜宾的樊建川，自幼在父亲对故土的思念中，对家乡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樊建川曾经当过知青、士兵、军校教官，也做过政府官员，下海经过商。如今，年近花甲的他已有着许多重要的社会身份：四川省建川博物馆创始人、成都建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常委、四川省山西商会会长……在众多显赫的身份中，樊建川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便是建川博物馆聚落的馆长。

　　樊建川在成都安仁镇建起了建川博物馆，一座警醒世代的博物馆，令前往参观的人们无一不震撼、动容、甚至热泪盈眶。对于樊建川而言，外界如何评价无伤大雅，他只是沉浸于构建博物馆的梦想中。

　　A　他对战争有一种天然的关注

　　建川博物馆聚落内有一座幽静的小院，是樊建川的办公场所，叫做“忠义堂”，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里度过。取名“忠义堂”不仅因为樊建川信仰“忠义千秋”，也饱含了他对父亲樊忠义的怀念。记者来到“忠义堂”时，樊建川正在创作一幅书法作品，内容是他父亲常对他说的：“有气是人，无气是尸，人只是活一口气。”正是他的父亲为他注入了军人的血液、培养了他耿直、刚毅的品格，也使他对战争有一种天然的关注。

　　樊建川父亲的家在山西兴县交楼申乡马家梁村，家里十三个孩子全是男孩。因为家里特别穷，养不活，孩子到了十五岁就得往外赶。樊建川的父亲说，他的那么多哥哥都出门当兵了，有的当八路军、有的当晋绥军、有的参加民兵团，出去了就再没有见过。父亲十四岁的时候参加了阎锡山的晋绥军，有一次在战争中胜利了，到对方的阵地上却看到了一具尸体非常像他的哥哥，他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把兄弟打死了。“在我成人后，父亲只讲过一次这件事，非常忧伤和痛心，那时在中国的战场上，都是邻里乡亲、自己兄弟兵刃相见啊！这就是后来我为什么要建国军馆。”樊建川对记者说道。

　　他的父亲性情刚烈，不怕事、不怕死。一身都是伤，日军、国军都曾在他身上留痕，美军弹片从左脸打进嘴里，从右腮飞出，带走三颗牙，留下长疤。五十多岁时，樊建川的父亲得了肝癌晚期，极其痛苦，人变得很瘦、很吓人。但无论再难受也不呻吟，再虚弱也要坚持自己扶着墙去厕所，不让人接屎接尿。到最后，他把子女们都支走，自己悄然拔掉了氧气管、输血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父亲那种对苦难的忍受、对形象和荣誉的维护，我可能做不到。”樊建川对记者说。

　　樊建川有十一年的军龄，后来当了政工干部到重庆三医大教书，他的父亲感到非常可惜，他特别希望樊建川有机会上战场做一个战斗的兵，樊建川最终没有做到，却开始了收藏与建博物馆的“一个人的战斗”。“我拼命建馆，坚持到今天，我想父亲在天堂一定会高兴。”

　　B　建川博物馆实现了收支平衡

　　曾有很多人叫樊建川是“樊傻儿”，说他真傻啊，一生赚得数亿元，可谓功成名就，早能尽享人间荣华富贵了，可他却将所有资财砸向博物馆，这本该是一个国家持巨资建造、永远靠财政维系的国民教育项目，碍他啥子事嘛？

　　的确，樊建川富甲一方，还曾身居要职。1993年，36岁的樊建川已是宜宾市副市长，前途大有可为，却突然辞职下海，这在当时的四川引起了轰动和热议。他对记者道明原因：“我嘴巴太快了不适合做官；公务员工资不高、宜宾又偏远，这都不利于我搞收藏；还有当时传言有可能让我做市长，我害怕担不了这个压力，结果职辞了。”于是他到成都干起了房地产，凭着经商的天赋和卓越的投资眼光，5年内就从一个打工者成为了“一个中等企业”的老总，进入当时的中国富豪榜，排名280位。然而他赚的钱都被他用来养活自己的梦想—收藏，建博物馆。

　　荣誉加身的背后，樊建川陷入了经济的困境。开馆的初期有时一天连一张票都卖不出去，这不免使樊建川焦虑和不安。一日开馆费就要十几万元，每年税费几百万元，加上文物购置费、500名员工的工资及其它开销，樊建川前前后后已投入了十多亿元。

　　卖办公楼、卖加油站、卖商场和铺面，十几年房地产赚的钱都填进去，但开博物馆还是个无底洞。随着建川博物馆影响力越来越大，接待人数越来越多，2013年就接待了100万人次。

　　为了建川博物馆的生存和发展，他将博物馆聚落慢慢融入商业，实行循环经济产业链，以馆养馆，如馆内建古玩店、国民接待站、旅游商品店、国民大食堂、阿庆嫂茶馆、龙门镇客栈、举办夏令营、拓展会议等。在2008年，建川博物馆实现了收支平衡，樊建川说这实属不易。

　　C　妻子力挺将博物馆捐献国家

　　樊建川半生拼搏，将积累的财富冒险投入只赔不赚的博物馆事业。散尽今日钱财不说，还要把建川博物馆聚落献给公家。

　　2007年12月6日，樊建川向四川成都蜀都公证处公证了自己立下的遗嘱，内容为：“成都建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四川省建川博物馆、四川省建川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四川安仁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我个人所有部分，在百年后，全部赠与成都政府。”

　　他的妻子很快就把字签了。樊建川的妻子杨葆林是他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不贪钱、不图财产，也不知道享受，特别本分、节约。直到现在樊建川在家洗淋浴前，她都要拿个桶子来接水，完了冲马桶。她也从来不显摆，不舍得消费，是那种典型的革命家庭传统培养出来的老老实实的人。她很快把字签了，这完全在樊建川的预料之中。但樊建川还有另外一份遗嘱，他的妻子死活就是不签字。樊建川要在死后把自己的皮绷成鼓，放置在博物馆中，参观者谁敲一下，樊建川就会在大屏幕上出现讲一段话、唱一首歌，博物馆就多一千块钱来补贴开销。樊建川到现在还未说服他的妻子，如果做不到就成为他的一个未了心愿了。

　　D　目标是建一百个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聚落已堪称一个奇迹，真实记录和再现了中国近现代史，樊建川也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和领跑者。

　　对于成功，樊建川认为一是对自己的满意，二是公众对你的认可，包括你是否提供了思想、历史意义，是否有担当，是否推动了社会往前走，你对社会的贡献是否超过了一般人。比起社会评价，樊建川更看重自我评价，“我生活在一个好时代，我活生生地看了五十多年了，觉得自己无愧于这个时代，我承担了我该承担的责任，跑在了社会前沿。我喜欢一句名言：我死在这里很痛快。这是川军抗战名将王铭章牺牲前的最后遗言。”

　　樊建川的人生经历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恢复高考，去读大学，经济大潮来临，他辞掉副市长下海做房地产，允许私人开博物馆，他又做博物馆，他总在思考、在前行。如今，樊建川这样规划着自己的人生：“我今年57岁，工作的时间屈指可数。在安仁做了十年，有个眉目了。下面呢，有一个真实的目标：建到一百个博物馆。”首先要建的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馆，其中为每一年都建一座博物馆，就是三十座。在四川雅安正筹建“西康往事”二十座馆。他还想建一座冲上云霄的六十层的塔，就是新中国六十年博物馆。“前边做的，都是为这个六十年馆做准备的。真建好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我希望为民族，为国家，也为自己留下这翻天覆地的六十年记忆。”这就是樊建川的梦想。

　　距离成都市40余公里处，坐落着一个古朴、安静、具有南方特色的小镇—大邑县安仁镇，那里有着湿润的空气、古老的街道、飘香的桂花和淳朴的百姓。它有上世纪初至上世纪中叶修建的以抗战将领刘湘公馆、刘文辉公馆为代表的几十个公馆建筑群，这在全国、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它有举世闻名的、“文革”时期红透中国的地主庄园和泥塑精品“收租院”泥雕，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大成都旅游圈内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它是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所在地，因此成为中国博物馆小镇。

　　建川博物馆聚落是由樊建川先生创建的、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群，占地500亩，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拥有藏品800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65件套（单件404件）。分为“为了和平，收藏战争”的抗战系列、“为了未来，收藏教训”的红色年代系列、“为了安宁、收藏灾难”的地震系列和“为了族魂、收藏传统”的民俗系列，拥有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侵华日军罪行馆、援华美军馆、川军抗战馆、不屈战俘馆、飞虎奇兵馆、抗战老兵手印广场、中国抗日壮士群塑广场、5·12汶川大地震博物馆、知青生活馆、红色瓷器馆等三十多座主题博物馆和广场。同时，建川博物馆聚落配套建立了休闲娱乐体系，形成了一个集藏品展示、教育科研、旅游休闲、收藏交流、艺术博览、影视拍摄为一体的博物馆聚落，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它那“博物休闲，宁静致远”的内涵。

　　中国有很多博物馆，但还没有一个真正建筑学意义上的博物馆聚落，樊建川的安仁项目，定位于专题化、小型化博物馆，是由张永和、刘家琨、矶崎新、切斯特·怀东、程泰宁、邢同和、李兴钢等国内外20余名著名设计师联袂操刀，每人负责一个馆，最终组成为一个空间风格、藏品展示上统一而又多元素“聚落”。这个民间最大的博物馆群，将建馆人卓越的史学见解、美学风格和艺术造诣展现得淋漓尽致。

　　

　　延伸采访

　　建川博物馆聚落：收藏民族集体记忆的世界最大博物馆群

　　1　一天阅尽百年史

　　跟随着樊建川穿梭于建川博物馆聚落中，仿佛一天走过了中华民族百年史，一串串沉重的记忆使人仿佛成为了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那种心灵上的巨大震撼，令人久久失语。

　　军刀

　　在中流砥柱馆和正面战场馆中，有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刀、七九式步枪枪刺、防空剑、中正剑、青年军短剑，还有日本指挥刀、日本三八步枪枪刺等。它们已没有了昔日的叫嚣，仿佛是没有了生命的军人，这情景让人有种时空倒错的感觉。那把又长又快的日本指挥刀，显然是为那些习惯于双手劈刀的日本军官设计的。它的刀身是那样重，那样坚固，刀刃上的缺口让人惊怵，仿佛是杀人时锛开的，这可能是一把杀过中国人的刀！

　　联想带给樊建川太多的愤懑和苍凉。这些军刀被摆在一起，仿佛时刻提醒着今人：别忘了刀刃上的血迹，别让这历史的悲剧重演。

　　壮士

　　壮士广场停留在了1937年中华民族的一次团结上。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主体为200多名1931年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全民族抗日将士英雄群体形象，其无一不是伟人名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以及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阎锡山……

　　清晨，记者和樊建川一起，来到壮士雕塑广场。从远处看，整个广场被抽象成一幅中国地图，从东北到台湾，200名壮士的雕塑参照1937年的照片，他们的形象被凝固在那历史的一瞬间，从他们身边走过，耳边似乎还能听到战场上的嘶吼声、枪炮声。中国壮士群雕形式构成了3000平方米的大型景观，塑像高2米左右，材料为铸铁，每尊塑像重达500公斤左右，整组塑像用铁100余吨，意味着“钢筋铁骨”“铁骨铮铮”。

　　当日，远处有一位游客，身着黑色长大衣，直到我们离开时，都可以看到那位低头鞠躬致敬的老人，在壮士雕塑前静默很久，似乎在找寻着什么。

　　手印

　　抗战老兵手印碑林是建川博物馆聚落中最悲壮、最警示后人的作品。碑林整体呈现出代表胜利的“V”字形，重重叠叠的手印形成排山倒海之势。手印印在很厚、很大的钢化玻璃上，有些老人的手印是残疾的，手被打断、砍掉；有些老人的手印是在太平间里按的……樊建川征集的目标是上万个手印，可他们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时间紧迫，他们随时有离开人世的可能，当年正是他们的双手舞动长矛、投掷手榴弹、埋地雷、炸碉堡，正是这一双双手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军团，力挽狂澜，托起了中华民族。

　　钟声

　　建川博物馆聚落中有四座以“文革”为主题的博物馆，樊建川以一种不那么尖锐的方式首开先河，表明民间已经开始记录和正视这段历史。而红色年代章钟印馆是聚落的一个制高点，馆中收藏了数百座“文革”时期的钟，身处其中，仿佛能够感到叩击人们心灵的钟声永不停息，发人深省。“钟”意味着“终”，我们都希望“文革”的钟声永远终结。但这个馆钟声悠扬，是那个时代的丧钟，让我们世代铭记。

　　地震

　　汶川地震后的一个月，樊建川在悲愤中建立的5·12汶川大地震博物馆便开馆了。他以平民的视角收集遇难学生的日记、衣服，在博物馆中，悲惨场景重现，他也讲英雄，但更多讲的是灾难和死亡。“中国人很久没有流过这么多眼泪了，没有这么关注过与自己私人无关的事情了，这是一次道德重建的起点。”樊建川这样认为。出乎樊建川的意料，国家文物局评出了十件地震国家一级文物，无一例外都在建川博物馆中，包括第一只到映秀的冲锋舟，“5·12”当天温家宝总理讲话的话筒，还有樊建川亲自捡起的敢死队三十勇士壮行酒后摔碎的碗的碎片、亲自捞起的银厂沟遇难新娘的婚纱……“爱心和坚强值得我们去弘扬，但比爱心、坚强更重要的是铭记灾难。”樊建川说。

　　浮沉

　　樊建川书法作品展馆内收藏着一个大水缸，“这是我最满意的作品。”樊建川对记者说。缸里装满了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缸底沉了两个金色的字“百年”，浮在上面的是两个字“共”“和”，“共”是由解放军的红色帽徽拼成，“和”是由国民党的蓝色青天白日帽徽拼成，这两个字在水中漂浮着、碰撞着，“百年”已经沉入历史长河中，两种力量仍在碰撞、共同做着“共和”的事。

　　2　国耻与国难，需要13亿人来承担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冲天的硝烟早已尘埃落定，两军拼死厮杀的战场早已沧海桑田。战争亲历者要么年事已高，要么已经故去；这段历史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变成了历史教科书上的抽象意象。每年防空警报拉响时，我们才记起这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能忘记的日子。

　　樊建川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即将对外展出的侵华日军罪行馆前，对记者说：“我的父辈是在面对面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中认识‘皇军’的；而你们和我的女儿一样，已经不认识‘皇军’了。现在的年轻人，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来的舒适与便捷，至于‘日本鬼子’，已经成为了遥远的传说。”他的话语中透着不安与忧思。

　　樊建川常常在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也同样需要13亿人来共同承担。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至今还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历史，为战争罪人鸣冤招魂，而樊建川收集的日本侵华大量实物和史料“自证其罪”，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篡改历史最有力的回击。“战争的痛苦记忆应该成为民族的思想资源，这是3500万生命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建这些馆纪念万千灵魂与雄壮中华灵魂史之初衷。”樊建川先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