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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樊斌 时间:2015/09/26 周六 13:50

握有无数收藏品的樊建川,对他收藏的第一件关于自己的物件记忆犹新——那是一张幼儿园的成绩单。成绩单上,老师对年幼的樊建川提了几个意见:“第一,对同学要友好,说明我当时打同学了;第二,要能够当众讲话,说明我当时不会讲话。”这是9月17日的下午,他刚刚结束2小时的演讲,顺口开起了自己的玩笑:“你看,我今天讲得很好嘛,说明我改过来了。”

  每一件物品,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诞生时的历史印记,我们也得以从它身上窥见某个时期的社会图景。樊建川经手过数不清的文物,但他认为,所有的文物都同样重要,就像每段历史都值得记录,不可中断或将它故意遗忘。“就像一棵树,不能只说某一段树干很重要。少了任何一寸,树都会倒。”

  

在昆明一家米线馆,樊建川拍下食物的照片在微博分享


  “小鱼饵钓大鲨鱼”

  “收藏文物还有一乐,靠你的慧眼,你的文物经验,你的历史知识,以很便宜的价格收藏到真货。”

  



  9月17日一早,樊建川带着助手,再一次出现在昆明潘家湾古玩市场上,他想在这里淘点什么。多年来,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去古玩市场转转。那天早上,他淘到了一本记录抗战英雄的旧书,一些文革时期的瓦当。



  潘家湾市场里的人并不多,樊建川瞅瞅地摊上的东西,叹一声气:“这里已经不行了,东西少,假货还多。”逛了一圈,临走时,他终于在出口处的一家店里瞅到了一件“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它像一根长长的管子,上面有刻度,嵌了温度计,下端是一个圆盘,盘上有铭牌,铭牌上刻“U.S NAVY SHIP”字样。看起来,它应该与美国海军有关,但美国海军的物件怎么会出现在云南这个内陆省份?卖家对此也不甚了了。



  几番把玩和观察之后,樊建川觉得有谱了。根据多年接触此类文物的经验,他断定此物确属美国海军,应当是战时用来测量油库里存油情况的仪器,且曾经在滇西战场上发挥过作用,“很可能就是在巫家坝用。这边有大量的飞机,就得把海军的测油器调过来。”



  卖家对这个物件毫不了解,几次都未曾出手。樊建川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这件宝贝。旁观整个过程,他的商人头脑可见一斑。他曾在书中说:“其实收藏文物还有一乐,靠你的慧眼,你的文物经验,你的历史知识,以很便宜的价格收藏到‘真货’,可能就像用小鱼饵钓来一条大鲨鱼一样乐吧。”



  买到了手,第一件事就是拍照。几分钟后,这个还有待鉴定的“文物”连同他在潘家湾逛的照片,一起出现在他的微博上,出现在他49万粉丝的视野里。他其实也不十分确定这物件的用途,但玩微博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网上大神多”,他网络那头的行家能帮他鉴定这东西。



  发了微博,他便不再言语,一手捧着平板电脑,一手在屏幕上划拉,直到中午近12点,他埋着的头终于抬起来了,面露喜色:“现在基本上破案了!”



  跟一众网友讨论之后,这件东西的用途大致有了定论,与樊建川原先的猜测出入不大。只是它具体的归属信息还有待樊建川再去考证。



  他的建川博物馆里现有的800万件文物,有不少都经过这样的查证。寻到一个物件,加以甄别,并找出它背后的故事,已是樊建川的乐趣之一。这些文物、文物的故事,探寻文物故事的故事已经集结出书——《一个人的抗战》。在这本书里,樊建川说:“对历史文物进行考证的确是件艰苦的事情,年代、品质的考证是一方面,而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考证似乎更吸引我,每一件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能让人从中体味出历史、人性给予我们的种种启示。”这份乐趣,经常让他产生错觉,觉得自己与几十年前就已作古的将军、名士相识、相知。



  他相信,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也会成为一段历史,见证国人为纪念抗战历史所作出的努力。

在昆明购买了一件文物后,樊建川一直在网上查询关于这件文物的各种信息

在昆明购买了一件文物后,樊建川一直在网上查询关于这件文物的各种信息

在文物中仔细寻找历史



  “日本的书信我买了3000封,全都是从中国寄过去的,现在全部翻译出来了。”



  收藏行为的背后,樊建川始终秉持一个理念:文物见证历史。



  谈及收藏的初衷,他打了个比方:“其实每个人、每个家都有自己的博物馆,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阅历。你每天作出的判断,都是依据你的经验教训。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依据的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博物馆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它留下的是漫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文化和经验教训。”



  这些年,樊建川建了许多不同主题的博物馆,诸如“5·12地震纪念馆”、“知青博物馆”、“抗战博物馆”等。他的想法简单又实在:“地震纪念馆将地震带来的伤害固定下来,帮助大家提高对地震的认识。我相信,今后如果我们再遇到那么大的地震,是不会有那么多人遇难的,损失会减少很多。”他认为,博物馆最重要的是传承财富、传承经验、传承教训。“特别是对于年轻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财富和经验对他们会越来越重要。”



  军人、知青、官员、商人,再到如今的“馆奴”,58岁的樊建川将自己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和变化归结于历史——改革开放。他认为,是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会,也给了自己一个挣钱的机会。他在演讲的时候当众说:“财富是你挣的吗?不是。如果是,那你樊建川当知青的时候,怎么一天才挣一毛钱?所以还是体制。”



  目前,他正在筹备一个大馆——“我要做一个关于改革开放的博物馆,现在正在筹备,争取2018年能开。从1978年到2018年,40年,40个馆。每年一个馆,每年的文物,每年的图片,每年的歌,每年的4件大事,每年一个情景再现,每年一个纪录片,这样做下去,特别好。”樊建川有这样的自信,因为他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而且,“这些东西我已经收得差不多了,这些年一直在收。”



  说起收藏文物,樊建川的故事多得可以装满几节火车皮。他每年到处搜罗文物,最多的时候一年买了400个集装箱,最少的时候也有五六十个;文字历来是记述的最佳手段,樊建川收藏了诸多书信、手稿,仅他收藏的检讨书,就有50吨之多。他细数,自己还有几万本日记,300万张黑白照片,七八吨毛主席像章,100多万封带信封的家书。



  “不容易啊!”他感慨地说,他曾站在日本的旧书店里仔细淘,站3个小时才能找到3封合适的书信。“日本的书信我买了3000封,全都是从中国寄过去的,现在全部翻译出来了。”



  之所以如此执着于此,是因为随着关于战争的收藏日益增多,樊建川对和平的珍视感也越来越强烈。他的“日本侵华罪行馆”陈列着日军在那场战争中留下的罪恶物证,但结尾却是以中日友好为主题。他在书中说:“一件文物,留下说话的证据,它放在收藏者的手中、摆在博物馆的柜中,就是用物证说话,告诉我们历史的教训,警示后人:只要他们被留存、被收藏,就会不停地‘说下去’。”



  他认为,只要对战争有了正确的认识,就可以避免战争重演。

在昆明购买了一件文物后,樊建川一直在网上查询关于这件文物的各种信息

在昆明购买了一件文物后,樊建川一直在网上查询关于这件文物的各种信息



  博物馆也可以新潮互动起来

  “今后进馆参观带上手机就不用讲解员了,走到文物旁边,扫一扫二维码,手机给你讲。”

  重视经验,重视教训,或许与樊建川的商人经历脱不了干系。

  博物馆历来带着历史的沉重气息,不易吸引广泛受众;但樊建川的几十个馆人气却很旺盛,这或许得益于他像经商一般经营博物馆。他的个人微博成了博物馆的网络推广平台;他个性鲜明的行事风格,为他在网络上博得了“舵主”——一个带着江湖色彩的响亮称呼。又因为执着于收藏,执着于建博物馆,他还得了个“馆奴”的别号。

  相较而言,他更喜欢后者。“我这辈子就是为建博物馆而生的。建馆就是为了把历史的真相搞清楚,我原意给这个当奴隶,给历史的文物当奴隶,还给观众当奴隶。”樊建川在不惑之年以后才开始从事这个“天赋的事业”,而今,他已建成了40座馆。正在筹备中的还有援华义士广场、汉奸馆、江湖帮派馆、七十二行馆等等。他的目标是建100座馆,“一定要完成一百座。”后半生,他准备全力以赴为这个目标努力。

  我们的时代终将走入历史。若干年以后,谈及这段历史,网络一定会成为记录这段历史的文物。所以樊建川将博物馆与网络紧密结合。他的微博上总是人气爆棚,当遇到难以辨别的文物时,只要经他拍照后在微博上亮相,很快就会给他带来答案。这足以解释他为什么痴迷网络,喜欢微博。

  在微博上,他是个很爱“炫”又很容易满足的人,走到哪儿都要拍张照。今天吃了豆腐,明天吃了洋芋,哪怕一碗美味的芽菜臊子,他都要赶紧拍照上传微博,这能让他乐呵上一天。9月17日,逛完了古玩市场,他在市场边随便找了一家米线店,点了炸洋芋、烤豆腐和米线。碗端上来,他尝了几筷子,直呼“好吃”。助手拍了照,他立马传到微博上。还不忘唠叨两句:“这是他们随便拍我,如果让我来拍,我要当导演,教他们怎么拍我。”

  樊建川似乎全然不惧自己对于写作、拍照的不专业。在熟悉的人眼里,他甚至有点“二乎”,“二乎”得叫人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老板们聚会,别人抽雪茄,他抽几块钱一包的烟;别人品红酒,他端着个盛了白酒的杯子也凑上去;没习过书法,却收藏了一堆书画,还喜欢写两笔;没学过音律,却自己灌制唱片放在馆里卖。甚至他演讲的时候也不按顺序讲,而是忽前忽后,弄得台下放幻灯片的助手手忙脚乱。

  但回过神来,他却一本正经:“关于博物馆,我特别强调网络,包括网店、公众微博、微信。我觉得应该是线上线下互动才行。”他说,他正在考虑做网上博物馆,和实体博物馆本身的落地智能化。“我们正在做方案,今后进馆参观带上手机就不用讲解员了,走到文物旁边,扫一扫二维码,手机给你讲。我们正在开发这种软件。”

  “题材要好,要有靠山”

  “做奇怪的,做中国没有的(博物馆)。要靠旅游景点,靠大企业,博物馆集中在一起互靠。”

  其实,樊建川早已有了打算:已建成的和将要建成的博物馆,都要交付给国家。

  “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挣钱的机会,给了我施展才华的机会。所以我历来不认为钱是我的,而且哪个人能把钱留下来?自己挣的钱自己用在该用的地方,把这些钱花给国家很好。”现在,他认为只是个管理者的身份。因为他的贡献,相关领导还特意说明,樊家进建川博物馆都不用买门票。他却正经起来,说,“该买还是要买的。”

  樊建川一手操办起了中国最大的民营博物馆。在这些年的运作中,他摸出了一些经验,仍然是商人思维,商人门道。目前,国内许多民营博物馆正面临如何继续开办下去的问题,前景和出路渺茫。但樊建川依旧觉得,博物馆的发展就应该在民间。

  “全国大概4500家博物馆,民间的有800家,但大部分规模都比较小。我觉得有一个大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许多东西都流到了民间,文物在民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财富,如今民营企业占了半壁江山。以前的博物馆都靠国家办,但国家财政有限,办得很慢,办得少,办了又要养。所以还是应该鼓励民间办。”

  对于民营博物馆如何办下去,如何办得好,他有自己的见解:“其实是有办法活下来的,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很大的体系。”他认为,民营博物馆要想办好,首当其冲就是题材要好。“字画、瓷器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你做不过国博、省博、市博。”不做平庸题材,不做与官办博物馆撞车的题材,这是樊建川的标尺。“你就做奇怪的,做中国没有的,做拾遗补缺的嘛。”他似乎觉得这一点很简单,做博物馆的都应该想到。

  另一个建议是,要有“靠山”。“靠旅游景点,靠大企业,博物馆集中在一起互靠。”靠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觉得“跑一趟不冤枉”,最好就是能和旅游结合在一起。而他自己的几十个博物馆聚落则是另一种模式,产业结合。几十个馆聚合在一起,有酒店,有客栈,有茶馆,有饭店,“我们那儿可以逛三天。”他骄傲地说,“我的馆里马上要搞五星级酒店和会议中心,现在还是影视基地。”

  来到昆明,他觉得很遗憾的是,云南没有自己的抗战博物馆。“从历史的角度看,云南有着丰富的开馆资源。这里出了一大批抗日名将,有滇缅公路,有飞虎队,有驼峰航线,作为抗战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省份,不开馆,简直可惜!”9月17日下午的演讲中,他不忘给听众一一历数:“一个是滇军出滇抗战,这个是云南人的光荣,我估计出滇的云南人不会少于70万到100万之间。第二是云南作为后方对抗战前线的支持,经济上、财政上。还有西南联大,抗战文化的繁荣对整个战事的支持。第三,修建滇缅公路。第四,滇西会战。我初步想到的馆址应该在昆明,看过昆明,再愿意去哪儿看就在哪儿看。”

  他认为,滇西虽然已经有一些抗战博物馆,但云南的抗战不单是滇西,还有滇东、滇北、滇南,应该把云南几千万军人、民众在抗战里起的作用,都给说出来。

  对这个还未有定论的“云南军民抗战博物馆”,樊建川已经给它搭出了框架:“云南军民抗战博物馆应该建在城市环线外,开阔的地方,内容包括滇缅公路啊,滇西抗战,滇军出川,后方建设,对前线的支持,还应包括西南联大在云南、文化名人在云南啊。这些都把它做进去,多好啊。”

  都市时报记者 辛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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