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樊哲祥原创，选自《樊氏渊源概论·姬姓樊氏迁徙》一章。请引用者注明出处。特此说明。

------------------------------------------------------------------------------------

 樊系（约710～783），润州（今江苏镇江）人。新旧唐书不载。天宝元年（742年）进士及第，调秘书省校书郎，历泾阳县尉，迁尚书员外郎。大历十二年（777）自谏议大夫迁授濠州刺史，建中初迁太常少卿。建中四年硃泚僭位，伪署礼部侍郎、礼仪使，寻卒。

润州地春秋时称为朱方、谷阳，秦时始为会稽郡丹徒县，东晋时丹徒县治京口，隋开皇十五年（595）始称润州。永嘉之乱时，吴郡、义兴、吴兴等郡是吴越势力强盛之地，由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中原鸿儒显宦不得插入，于是聚居于会稽、临海之间的地域，如王、谢诸家，而地广人稀的京口晋陵一带则被北来的次等士族所占有[1]。《晋书·刘牢之传》略云：“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谢玄建立“北府兵”，便是由居于京口晋陵、江淮以北的流民组成的战斗力集团，后来击败苻坚及创建宋、齐、梁三朝霸业的都是此集团的子孙。

《元和姓纂》云：“谏议大夫樊系，润州人”，列为诸郡，不明其宗。清人董诰等编修《全唐文》仅略云，“樊系，开元时第进士，历泾县尉。”镇江地扼南北要冲，得山水形胜，钟灵毓秀，唐开元、天宝年间樊姓及第进士代不乏人，除樊系外，还有樊晃、樊光、樊晁等，因此他们之间常被误辑而张冠李戴[2]。关于樊系的及第之年，见宋人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七七引《定命录》：“员外郎樊系，未应举前一年，尝梦及弟。榜出，王正卿为榜头。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举，登科之后，果是王正卿为首。人数亦同。系又自校书郎调选，吏部侍郎达奚珣，深器之，一注金城县尉。系不受。达奚公云：‘校书得金城县尉不作，便作何官？’系曰：‘不敢嫌畿尉，但此官不是系官。’经月余，本钵更无缺与换，抑令入甲，系又不伏。其时崔异于东铨注泾阳尉，缘是优缺，不授。异，尚书崔翘之子。遂别求换一缺，适遇系此官不定。当日榜引，达奚谓云：‘不作金城那，与公改注了。公自云合得何官耶？’亲云：‘梦官合带阳字。’达奚叹曰：‘是命也。’因令唱示，乃泾阳县令。”这里可考的有达奚珣、崔异，王正卿史失其载，涉及地理及官职的有金城县、泾阳县、畿尉。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七仅据樊系登第年进士数列为开元十七年（729）进士，恐系有误。达奚珣天宝五至七载为吏部侍郎，樊系当于二年左右授秘书省校书郎。以其“对列侯实封判”文推断，这似是他应制策以书判拔萃于吏部的“登科”之作，所以他大约是天宝元年进士及第[3]，二年登科拟注初任。《崔翘墓志》记其“有子五人……曰异，京兆府金城县尉”，墓志由“男异书”，则在天宝十年（755）十月葬父之时崔异已任金城县尉，可证《太平广记》所引实录不讹，樊系改注泾阳县尉约在天宝七年事。唐天宝至乾元年间名“金城县”地有兴平[4]、兰州五泉和广武，以“畿尉”及“京兆府金城县尉”所称，金城县应指今咸阳兴平。检《新唐书》“京兆府京兆郡”词条，天宝元年始辖万年、长安、咸阳、兴平、泾阳、三原等二十一县，所以泾阳县也是畿内县，《全唐文》言樊系“泾县尉”应是“泾阳县尉”（秩从八品下）之误。金城县尉品秩低于泾阳县令，崔异不可能不授县令而改注县尉，故《太平广记》云“因令唱示，乃泾阳县令”实为“泾阳县尉”误。樊系累迁尚书员外郎，秩从六品上，其间官历阙载。又《嘉泰吴兴志》卷一四州刺史：“樊系，大历十二年（777）自谏议大夫授，迁濠州刺史。”谏议大夫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属门下省，秩正五品上。按《新唐书》地理志云，“濠州钟离郡，上。户二万一千八百六十四”，则濠州[5]户满二万以上，实为中州等级，其州刺史秩正四品上，故从谏议大夫迁刺史是可能的。岑仲勉《姓纂四校记》卷四引拓本建中二年（781）十二月《阳济夫人刘氏墓志》云，“太常少卿、赐紫金鱼袋樊系记”。可见建中初年，樊系即从州刺迁为太常寺少卿，秩正四品，略有左黜，大体是四品官员致仕前的抚慰。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分理八署，太常卿总其官属，行其政令，少卿为之贰（佐丞）。建中四年硃泚僭位后，因之伪署樊系“为礼部侍郎、礼仪使。”（《旧唐书·硃泚传》）

《新唐书·逆臣中》卷二百二十五，“侍卫皆卒伍，诸臣在位者才十馀，（硃泚）逼太常（少）卿樊系为册，册成，仰药死。”关于樊系为硃泚撰册文事，历来评说是其丧失晚节，为后来死节者所非议。范祖禹《唐鉴》云，他“曾有过卓然无节之行”，而且这正是为臣失大节之处，故将其排除在忠臣死节行列之外而归入死事一类。清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四，略云：“樊系受硃泚之伪命，为撰册文，乃仰药而死。其愚甚，其污不可浣，自度必死，而死于名节已污之后，人所怪也。”王夫之分析了他“死于名节已污之后”怪异的举动，认为樊系在“立朝之日，茫然于贞邪之辨”，缺乏臣子应有的忠贞正理与气节，不能像段秀实[6]、刘海宾（泾原将，以杀叛将刘文喜显名）、何明礼等击贼而死，以至于硃泚僭逆时“姑俟之”，还持骑虎观望之态度，无以应变对策，“一旦伪命见加，册文见委，惊惶而迫无以应，退而后念名义之已污，而愤以死也。”唐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行营时，姜公辅诸人皆宵驰随跸，樊系徒留而不能去，“濡迟顾恤，以撰册保全其家，以一死自谢其咎，盖无如此呴呴嗫嗫者何也。”时春秋年事已高，系委实不能随跸而去，且自以为不能被硃泚所用，但若只是为了顾恤妇人孺子而身死节丧，实在是有失常人之理。依王夫之言下之意，樊系妻子家口似在京兆长安地，这又是一个官仕长安而籍其地的证例。“段司农自结发从军以来，其光昭之大节，在军中而军中重，在朝廷而朝廷重，夫岂一旦一夕之能然哉！”段司农之死节大义，有其忠贞骨气使然，而非一时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