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人：樊哲祥　时间：2012/02/11 周六 11:37

下篇   精神生长

 

因为尊崇祖先，民族得以不灭，得以昌盛。因为想搞清楚自己，面对未来，为了未来，又必须搞清楚祖先，弄清楚方方面面的身世血脉，寻找到精神、文化的回家之路。

说来，中国人应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民族，我们尊崇祖先，渴望祖先之灵的护佑，而不是诅咒。如果，沿我一世祖的字派往上追溯，在中原大地，就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同祖同宗的樊家人，只是，我手里的这本宗谱往上，就没记载了，我也就无从知道了。

我的老家骆騋山，其中骆和騋两个字，我在《青青骆騋山》里讲到了，它们皆出自《诗经》，且是卫国的事，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怎么跑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去了呢？也确实是个难解之谜。

难道，我的先人中也有个文化人，在读了《诗经》后，想起了遥远的故乡，忍不住怆然泪下，就把先前叫罗莲山的叫做了骆騋山，因为从老家人的发音中，我是一直把骆騋山，当成罗莲山来听的。

 

听着风中的传说与故事，我的精神与灵魂的苦旅也开始了。

我可以很惭愧地说，“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这一代人，读书是不多，少之又少的。

我这代人，堪称红色时代，差不多也就是从1951年－1960年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其中，又以所谓的新知青这批为最。这批人中，即使后来能有点成就者，也寥若晨星，更是靠了自己的苦读，方能化蝶而舞，绝大多数，桑叶都没能够吃，自然是无丝可吐，也就没法作茧，也就别想什么化蝶了。

我小学读到五年纪，文革开始了，实质上，这一生，我也就读了这五年书，后来读初中，那叫学工学农，又是只读半天，麦子熟了割麦，苞谷熟了收苞谷，还炼过钢铁，一是把矿石推到高炉旁的输送带上，再就是，不时用铁钎去捅高炉里的炼着的铁矿，以防凝结。再后来读书，就叫混文凭了。

所以，我这代人，也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呜乎哀哉，悲也。

但我依然不愿将自己，像一堵荒废坍塌的老土墙，一把推倒。有时，就在风清月白的夜晚，叩问自己的灵魂，想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有时我也想，世上千般风格，自己为什么偏偏独崇尚质朴、苍凉和注重风骨？我想，这大概与自己最初看的《诗经》、“汉乐府诗”“古诗十九首”和魏晋文学有关系。而宋人的文章，尤其是南宋后，我很少看词一类，也不喜欢宋以后的文学，我觉得萎靡之气较重，脂粉之气过于艳了。

我喜欢苍凉，有风骨的诗歌和文章，再难再苦，其精神不萎靡。

也许，这也是地域家园决定了灵魂，如偏安一隅的小南宋，只是形式上还没垮，骨子里早溃烂了，谁，即使伸出一纤纤指头捅一下，它也会马上倒在地上，心是慌的，整日里惶惶不可终日，怎么可能指望，写出有苍凉感有骨感的诗歌呢？就只能是一堆没有骨头的东西了。

不过，我或许偏执了，因在北宋前期，是讲“诗庄词媚”的，那个时代的文人诗家，台阁重臣，一般是将理想抱负、人生感叹，以诗来表达。而词，则如现今的心情文字，写的多是自己深隐复杂、微妙难言的心灵之事。如：“翔鸾屏里，羞把香罗暗解。”“绿杯红袖趁重阳，人情似故乡。”

人的精神生长，确实离不开他的社会经历，离不开他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生活的地方和阅读的书籍，即使他后来会接触到其它更多更新的思想和观念，也不过是在先前的基础上扩张和深化，就像人的骨骸，会长粗长壮，但已经不能改变它的骨质了。

 

在乡下时，我的精神之树，还是一株刚植入泥土的幼苗，我的灵魂也刚刚受孕，在母体里刚成为一个胚胎。而精神之树要长到枝干分杈，能抵抗风雨，尚需时日。

而我的灵魂胚胎，要想长得有鼻子有眼，并顺利降生，蹒跚学步，乃至长大成人，有点思想，能与人成谋，更是还有千山万水的路要走，还有不知多少的槛要迈，多少陡峭的坡要爬。多少条的河要趟，多少的夜要熬。书得看破好多本，罪得受好多大箩，闷酒更得喝光好多罐。

这人，活着不想啥，倒也真简单，若要认其真来，既要想点啥，又要干点啥，那就是要说好难，就有好难！

我常常面临无所适从，精神的，信仰的，灵魂的。

前面，我之所以花了大的篇幅，写明末清初的那场战乱，写家谱上记载的祖先迁徙故事，就是想知道，那时是不是比我经历的要好，结果不是，祖先经历的是战乱，我遭遇的是动乱。但在本质上，却是有很多相同。前者是家园被毁，流离失所，后者是信仰的被痛击，精神家园坍塌，失之不存。

人，始终如一飘零的落叶，在社会历史的动荡中，漂若浮萍，颠来颠去，是没有能力把握自己不被影响和牵连的。如果说，我的祖先迁徙，是在战乱的烽火岁月逃生，我经历的社会动乱，就是自己心灵的流浪与逃亡。

记得12岁那年，文革开始，作为一个人，12岁正是初初睁开人眼看世界的懵懂岁月。可我看到什么了？那是一个混乱、疯狂而颠倒的世界，可季节不等人，我的思想与精神跟庄稼一样，季节来了，它就要长，至于长成什么样，那就全在天了，或晴或旱，或阴或雨。12岁始，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就在哪个疯狂世界的风雨中成长着。22岁，该死的文革结束，逾十年，可悲的是，我生命扭曲而紊乱的人生观，也已经初长成。有如一棵树，尽管扭曲，怪模怪样的，可它毕竟是树，而不是苗了。

这里少有人和人性，也没有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浪漫情怀，有的只是阶级论、斗争论和批判论。文革可说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一段岁月，尤其是对人的嘴巴，是施行“言禁”的。

而十年间，我的生命被零零碎碎割成了几大块，停学，无所事事，看热闹荒废了三年。中学半天读书，半天“工农兵”两年，下乡当知青五年。76年9月回城，次月文革寿终正寝。接下来又是拨乱反正几年，就差不多到了80年代初，于是百废待兴，万物复苏，人们也将佝偻了多年的身子，一点点站直，将缄默了多年的嘴巴张开，重新开始学着说话。

那时人的感觉，就是天地解冻了，春天来了。万物皆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让人想往。

但自己依然可悲，年纪已经到了该读硕士博士，该而立之年了，可连世间最起码的书，都没有看过，还得背起破书包“双补”，补初中的数理化，和语文政治，拿现在的中学课程来看，还不够初一的难度。这，不能不说是天大的悲哀。

但不是我不愿意读书，而是彼时社会，不让人学，也无书可读。如果江水倒流，我仍会把读大学，当成我人生的梦。

 

那时，我扭曲的心灵充满了憎恨，既满是尘埃与伤痛，又像一只怕打的夹尾巴狗，以慌乱的眼神盯着这个世界，害怕有人喊那一声打。也满是血腥，里边塞满了批判论、斗争论和造反论，及阶级对抗的观念，无时不刻不像一条癞皮狗，稍有风吹草动，就想跳起来咬人。这，就是自己那时灵魂的绝版。

好在我在乡下时，还偶尔得到了一本残破的文学书，从《诗经》到宋词，都有选。这本残破的书，伴陪了我的山乡岁月，也如天地间日月的浸泡，风霜之染，多少浸润了我的灵魂，使它不再那么残暴和凶狠，有了一些人性的温润和诚善。

而对那个时段的回顾，还有海边的风高浪急。

面对第一次海外扑来的思想文化浪潮。80年代，在我的回忆里，感觉就是读了一些书，学了一些东西，而更多的时候，是弄一堆外国名词在玩概念，在炫耀，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没有找到文化回归和心灵道路的方向。当时，记得各学科，都出了一大批世界名著，尤以文学为最。与此同时，各种芜杂的思想，也随了国门的打开而呼啸涌入。

彼时，我的感觉是一双眼睛不够看，一个鼻子不够呼吸，一张嘴，吞不下那么丰富且份量足的思想文化大餐。

彼时的状况是抓到一本书，就看，就讨论争论甚至争吵。香花毒草无所分辨，也无须分辨，需要的是多读多看，也不知怎样的东西适合自己。然后就结诗社，结文学社，疯疯癫癫地过着日子。今天的时尚是艾略特的《荒原》，明天就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再过几天就是克劳德·西蒙和杜拉斯，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米兰·昆德拉和微笑的博尔赫斯了。再就是《百年孤独》。

当时，最甚嚣尘上的是现代派，最时髦的词是前卫和先锋，最经典的概念是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诗中最瞩目的词是意像。与此结伴而来的还有弗洛伊德，那阵子，一个人不读弗洛伊德，简直就等于是白痴。就跟最先不读爱略特是白痴一样。其实，现在想想，他的东西就是精神分析的心理著作，文化和思想的作用，被一些炒家人为夸大了。巴尔扎克和雨果基本被忘记，被抛弃了。昆德拉和微笑的博尔赫斯，被人们顶礼膜拜。

以致使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先锋诗人和作家。但不是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如初唐四杰，而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还没有出现，遥远的地平线上，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会出现。

但80年代的文化思想回归，因为面对的是大海，也很快就让人疲倦和郁闷，继而失望了。它最终少有融进了生命的血液，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现在回忆起来，它就是一袭看上去很华美的长袍，看上去光鲜，其实污迹斑斑，而身披长袍，手执外国兵刃者的骨子里，又始终流着很传统很家乡的血，于是，就终不能将其浇灌、长成自家灵魂后花园里的花草。

甚者，也有捞到几个国外名词就跑的时候，那词越拗口越好，书越荒诞不经越晦涩越好，做甚？好糊弄老百姓。再者，炫耀自己，装门面，当大棒打别人，当尺子，批评的尺子，评论天下文章。这，就是曾经的文学时代。也今天仍在泛滥。

后来，我也曾仔细想过，有些东西，确实被吸收了，也丰富了自己。但更多的，是在哗众取宠，既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毕竟，翻译过来的文学，就如同一口被人咀嚼过的菜，再是好菜，也没了味道，满是别人的唾沫味儿，都馊了。

于是，在经历了彼时彼地后，又不得不回到此时此地。一部《诗经》，一部《论语》，一部《老子》，一部《庄子》。然后，再从那里往这边，慢慢地一路看过来。

人是生长在传说的风中的树，也生长在故事里。

如果我生长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肯定与我水土相服，因为我的血液里，肯定流淌着它的故事与传说。而我生长在东方这块褐黄色的土地上，我的血液里，就只有这里的传说与故事，再就是，这里的岁月和日子。我就只能沿着这条亲情脉线，去寻觅我的祖先，风土人情，遗留在风中的传说与故事，文学词章，也作我灵魂的家园之旅。

真正的文学，须守得住寂寞呵，真正的精神，也只能在寂寞中生长。

而第二次浪潮，是不要精神信仰，下海去？还是要，又怎么要？这次浪潮的结果，是一大批文学或文化人，毅然决然选择了下海，并成了今天中国的有产者，甚至富翁，这里就无须赘述

下篇   精神生长

 

因为尊崇祖先，民族得以不灭，得以昌盛。因为想搞清楚自己，面对未来，为了未来，又必须搞清楚祖先，弄清楚方方面面的身世血脉，寻找到精神、文化的回家之路。

说来，中国人应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民族，我们尊崇祖先，渴望祖先之灵的护佑，而不是诅咒。如果，沿我一世祖的字派往上追溯，在中原大地，就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同祖同宗的樊家人，只是，我手里的这本宗谱往上，就没记载了，我也就无从知道了。

我的老家骆騋山，其中骆和騋两个字，我在《青青骆騋山》里讲到了，它们皆出自《诗经》，且是卫国的事，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怎么跑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去了呢？也确实是个难解之谜。

难道，我的先人中也有个文化人，在读了《诗经》后，想起了遥远的故乡，忍不住怆然泪下，就把先前叫罗莲山的叫做了骆騋山，因为从老家人的发音中，我是一直把骆騋山，当成罗莲山来听的。

 

听着风中的传说与故事，我的精神与灵魂的苦旅也开始了。

我可以很惭愧地说，“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这一代人，读书是不多，少之又少的。

我这代人，堪称红色时代，差不多也就是从1951年－1960年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其中，又以所谓的新知青这批为最。这批人中，即使后来能有点成就者，也寥若晨星，更是靠了自己的苦读，方能化蝶而舞，绝大多数，桑叶都没能够吃，自然是无丝可吐，也就没法作茧，也就别想什么化蝶了。

我小学读到五年纪，文革开始了，实质上，这一生，我也就读了这五年书，后来读初中，那叫学工学农，又是只读半天，麦子熟了割麦，苞谷熟了收苞谷，还炼过钢铁，一是把矿石推到高炉旁的输送带上，再就是，不时用铁钎去捅高炉里的炼着的铁矿，以防凝结。再后来读书，就叫混文凭了。

所以，我这代人，也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呜乎哀哉，悲也。

但我依然不愿将自己，像一堵荒废坍塌的老土墙，一把推倒。有时，就在风清月白的夜晚，叩问自己的灵魂，想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有时我也想，世上千般风格，自己为什么偏偏独崇尚质朴、苍凉和注重风骨？我想，这大概与自己最初看的《诗经》、“汉乐府诗”“古诗十九首”和魏晋文学有关系。而宋人的文章，尤其是南宋后，我很少看词一类，也不喜欢宋以后的文学，我觉得萎靡之气较重，脂粉之气过于艳了。

我喜欢苍凉，有风骨的诗歌和文章，再难再苦，其精神不萎靡。

也许，这也是地域家园决定了灵魂，如偏安一隅的小南宋，只是形式上还没垮，骨子里早溃烂了，谁，即使伸出一纤纤指头捅一下，它也会马上倒在地上，心是慌的，整日里惶惶不可终日，怎么可能指望，写出有苍凉感有骨感的诗歌呢？就只能是一堆没有骨头的东西了。

不过，我或许偏执了，因在北宋前期，是讲“诗庄词媚”的，那个时代的文人诗家，台阁重臣，一般是将理想抱负、人生感叹，以诗来表达。而词，则如现今的心情文字，写的多是自己深隐复杂、微妙难言的心灵之事。如：“翔鸾屏里，羞把香罗暗解。”“绿杯红袖趁重阳，人情似故乡。”

人的精神生长，确实离不开他的社会经历，离不开他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生活的地方和阅读的书籍，即使他后来会接触到其它更多更新的思想和观念，也不过是在先前的基础上扩张和深化，就像人的骨骸，会长粗长壮，但已经不能改变它的骨质了。

 

在乡下时，我的精神之树，还是一株刚植入泥土的幼苗，我的灵魂也刚刚受孕，在母体里刚成为一个胚胎。而精神之树要长到枝干分杈，能抵抗风雨，尚需时日。

而我的灵魂胚胎，要想长得有鼻子有眼，并顺利降生，蹒跚学步，乃至长大成人，有点思想，能与人成谋，更是还有千山万水的路要走，还有不知多少的槛要迈，多少陡峭的坡要爬。多少条的河要趟，多少的夜要熬。书得看破好多本，罪得受好多大箩，闷酒更得喝光好多罐。

这人，活着不想啥，倒也真简单，若要认其真来，既要想点啥，又要干点啥，那就是要说好难，就有好难！

我常常面临无所适从，精神的，信仰的，灵魂的。

前面，我之所以花了大的篇幅，写明末清初的那场战乱，写家谱上记载的祖先迁徙故事，就是想知道，那时是不是比我经历的要好，结果不是，祖先经历的是战乱，我遭遇的是动乱。但在本质上，却是有很多相同。前者是家园被毁，流离失所，后者是信仰的被痛击，精神家园坍塌，失之不存。

人，始终如一飘零的落叶，在社会历史的动荡中，漂若浮萍，颠来颠去，是没有能力把握自己不被影响和牵连的。如果说，我的祖先迁徙，是在战乱的烽火岁月逃生，我经历的社会动乱，就是自己心灵的流浪与逃亡。

记得12岁那年，文革开始，作为一个人，12岁正是初初睁开人眼看世界的懵懂岁月。可我看到什么了？那是一个混乱、疯狂而颠倒的世界，可季节不等人，我的思想与精神跟庄稼一样，季节来了，它就要长，至于长成什么样，那就全在天了，或晴或旱，或阴或雨。12岁始，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就在哪个疯狂世界的风雨中成长着。22岁，该死的文革结束，逾十年，可悲的是，我生命扭曲而紊乱的人生观，也已经初长成。有如一棵树，尽管扭曲，怪模怪样的，可它毕竟是树，而不是苗了。

这里少有人和人性，也没有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浪漫情怀，有的只是阶级论、斗争论和批判论。文革可说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一段岁月，尤其是对人的嘴巴，是施行“言禁”的。

而十年间，我的生命被零零碎碎割成了几大块，停学，无所事事，看热闹荒废了三年。中学半天读书，半天“工农兵”两年，下乡当知青五年。76年9月回城，次月文革寿终正寝。接下来又是拨乱反正几年，就差不多到了80年代初，于是百废待兴，万物复苏，人们也将佝偻了多年的身子，一点点站直，将缄默了多年的嘴巴张开，重新开始学着说话。

那时人的感觉，就是天地解冻了，春天来了。万物皆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让人想往。

但自己依然可悲，年纪已经到了该读硕士博士，该而立之年了，可连世间最起码的书，都没有看过，还得背起破书包“双补”，补初中的数理化，和语文政治，拿现在的中学课程来看，还不够初一的难度。这，不能不说是天大的悲哀。

但不是我不愿意读书，而是彼时社会，不让人学，也无书可读。如果江水倒流，我仍会把读大学，当成我人生的梦。

 

那时，我扭曲的心灵充满了憎恨，既满是尘埃与伤痛，又像一只怕打的夹尾巴狗，以慌乱的眼神盯着这个世界，害怕有人喊那一声打。也满是血腥，里边塞满了批判论、斗争论和造反论，及阶级对抗的观念，无时不刻不像一条癞皮狗，稍有风吹草动，就想跳起来咬人。这，就是自己那时灵魂的绝版。

好在我在乡下时，还偶尔得到了一本残破的文学书，从《诗经》到宋词，都有选。这本残破的书，伴陪了我的山乡岁月，也如天地间日月的浸泡，风霜之染，多少浸润了我的灵魂，使它不再那么残暴和凶狠，有了一些人性的温润和诚善。

而对那个时段的回顾，还有海边的风高浪急。

面对第一次海外扑来的思想文化浪潮。80年代，在我的回忆里，感觉就是读了一些书，学了一些东西，而更多的时候，是弄一堆外国名词在玩概念，在炫耀，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没有找到文化回归和心灵道路的方向。当时，记得各学科，都出了一大批世界名著，尤以文学为最。与此同时，各种芜杂的思想，也随了国门的打开而呼啸涌入。

彼时，我的感觉是一双眼睛不够看，一个鼻子不够呼吸，一张嘴，吞不下那么丰富且份量足的思想文化大餐。

彼时的状况是抓到一本书，就看，就讨论争论甚至争吵。香花毒草无所分辨，也无须分辨，需要的是多读多看，也不知怎样的东西适合自己。然后就结诗社，结文学社，疯疯癫癫地过着日子。今天的时尚是艾略特的《荒原》，明天就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再过几天就是克劳德·西蒙和杜拉斯，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米兰·昆德拉和微笑的博尔赫斯了。再就是《百年孤独》。

当时，最甚嚣尘上的是现代派，最时髦的词是前卫和先锋，最经典的概念是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诗中最瞩目的词是意像。与此结伴而来的还有弗洛伊德，那阵子，一个人不读弗洛伊德，简直就等于是白痴。就跟最先不读爱略特是白痴一样。其实，现在想想，他的东西就是精神分析的心理著作，文化和思想的作用，被一些炒家人为夸大了。巴尔扎克和雨果基本被忘记，被抛弃了。昆德拉和微笑的博尔赫斯，被人们顶礼膜拜。

以致使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先锋诗人和作家。但不是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如初唐四杰，而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还没有出现，遥远的地平线上，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会出现。

但80年代的文化思想回归，因为面对的是大海，也很快就让人疲倦和郁闷，继而失望了。它最终少有融进了生命的血液，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现在回忆起来，它就是一袭看上去很华美的长袍，看上去光鲜，其实污迹斑斑，而身披长袍，手执外国兵刃者的骨子里，又始终流着很传统很家乡的血，于是，就终不能将其浇灌、长成自家灵魂后花园里的花草。

甚者，也有捞到几个国外名词就跑的时候，那词越拗口越好，书越荒诞不经越晦涩越好，做甚？好糊弄老百姓。再者，炫耀自己，装门面，当大棒打别人，当尺子，批评的尺子，评论天下文章。这，就是曾经的文学时代。也今天仍在泛滥。

后来，我也曾仔细想过，有些东西，确实被吸收了，也丰富了自己。但更多的，是在哗众取宠，既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毕竟，翻译过来的文学，就如同一口被人咀嚼过的菜，再是好菜，也没了味道，满是别人的唾沫味儿，都馊了。

于是，在经历了彼时彼地后，又不得不回到此时此地。一部《诗经》，一部《论语》，一部《老子》，一部《庄子》。然后，再从那里往这边，慢慢地一路看过来。

人是生长在传说的风中的树，也生长在故事里。

如果我生长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肯定与我水土相服，因为我的血液里，肯定流淌着它的故事与传说。而我生长在东方这块褐黄色的土地上，我的血液里，就只有这里的传说与故事，再就是，这里的岁月和日子。我就只能沿着这条亲情脉线，去寻觅我的祖先，风土人情，遗留在风中的传说与故事，文学词章，也作我灵魂的家园之旅。

真正的文学，须守得住寂寞呵，真正的精神，也只能在寂寞中生长。

而第二次浪潮，是不要精神信仰，下海去？还是要，又怎么要？这次浪潮的结果，是一大批文学或文化人，毅然决然选择了下海，并成了今天中国的有产者，甚至富翁，这里就无须赘述了。

 

沿了身世血脉和所读所看，在烽烟往事里走了一大转，终于，现在我又回到了有着众多传说、民谣和故事的山地，秋草深深，风在呜鸣，落叶在飘飞。天慢慢地黑过来，然后，月亮升起了，月亮落下了，露水出来了，露水又干了。虫子唧唧叫着，之后的一天，虫子就静静地蛰伏在土洞里冬眠了。

2005 秋

 

《灵魂的家园之旅》补记：

 

都说，天下樊氏无二家。虽然世有陕西、山西、河南，甚至西南之说，其实，皆召公（召伯、召康公）之后裔也。

按时下樊氏起源之说：

樊氏，出自姬姓，形成于西周，周文王的后裔，其始祖为樊仲山甫，史称姬姓樊氏(哲祥注:山甫乃周太王亶父之裔,与周文王同宗)。史载，文王拘而演周易，逃出朝歌后，聘请姜子牙为国师，铸九龙鼎，后，武王会盟八百诸侯，灭商纣，兴周朝，历八百年。文王之子虞仲有孙(哲祥注:虞仲乃文王之伯祖,虞仲弟王季乃文王父)，名仲山甫，他同召伯虎、申伯、南仲、尹吉甫等大臣一起，辅佐周宣王南征北战，使周统治的疆域不断扩大，史称“宣王中兴”。由于仲山甫功勋卓著，宣王封他为樊（今河南济源县东）侯，他的子孙于是就以樊为姓。樊氏的郡望有上党、南阳。上党郡，战国时韩国设置，秦灭韩后沿用，其地属相当于今山西沁水以东地区。南阳郡，战国时秦国初置，在今河南南阳一带。

按唐代《姓纂》：

“周文王子虞仲之孙为周卿士，食采于樊，因邑命氏，今河南阳樊是也。周有樊穆仲，字山甫，樊仲皮，樊济，并其后也，南阳。”此唐人所著，太过于疏简。

按家传宗谱：

我家这一支来自南阳，往上追溯则来自上党，属樊仲山甫的后人。仲山甫为召伯之后裔，宗谱对此有详述。

宗谱《樊氏受姓宗本考》载：

“前谱樊氏谱引云，太王王季文王君奭  召康公名奭，燕世家。云，周之分子也。（旁注：谓十子。）卿士皇父云，文王之长，庶也。武王胜殷，封于北燕，在畿内歧周。故地古幽州，今直隶顺天府蓟县（注：今属天津），是食采于召，为召伯，谥于康为召康公，伯爵，成王时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康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周公为政于国中，召公宣布于诸侯。诗有召南，书有君奭。其后，长子元继燕，次子夷继召六，传至宣王时，山甫、召虎，皆其后裔（见索引并类典）。樊侯  讳  诏字  山甫，谥曰穆仲，洛阳人。宣王时，仲山甫为相王，广其封地，与燕接壤，在周东都畿内之地，曰樊，因以为氏，故称樊侯，是为受姓之始（见诗注首姓氏人物考并周语）。”(山甫非周公之裔,乃周太王亶父之裔.此考证不正确,哲祥注)

《诗经·召南·甘棠》篇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尚书·周书·君奭》篇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　》说：“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接下来，宗谱《续修樊氏宗谱序》又详叙：“我樊氏受姓，自仲山甫始而，山甫为河南洛阳人，其后支派蕃衍上党较盛，故曰上党郡。至汉中叶，重祖迁河南南阳府唐县，越唐至宋。南宋之末，本支一世祖国泰公住南阳府南阳县，派世五房，一二三四迁于江南（今江苏、安徽、上海）、陕西、山东、浙江。本房居末，守宗祧，派永八房，一二三四迁于福建、山西、广西、广东，五六七方迁于之南昌、瑞州、临江各府。本房居末，迁于江西之吉安府太和县鹅掌大坵，派仕四房，一二三房各迁他县，本房居末，留守宗祧。派廷六房，一二三四各迁他府，五迁湖广武昌县。本房居末，迁于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派学十房，各迁他府，惟本房居末，守宗祧。派曰五房，一二三四各迁异地，本房居末，守宗祧，派朝八房，本房居长，迁于四川内江县。”

之前，其他房人的先祖中，先后有迁宜宾、成都、永川、南充的。有我这房人的先祖迁的是内江，之后又避兵贵州，三代后再迁重庆府，也就是今天的重庆江津。越三百年至今。

以上，为笔者所考证的樊氏姓氏来源，及家族苦难的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