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土，以白翟（狄）之地而名。不过，汉之白土县地望历来也有争议。《汉书·地理志》载：“白土，圜水出西，东入河。”圜当作圁，音银。《水经注·河水》描述更为具体：“（黄河）又南过西河圁阳县东。……圁水出上郡白土县圁谷，东迳其县南。……东至长城，与神衔水合。（神衔）水出县南神衔山，出峡，东至长城，入于圁。圁水又东，迳鸿门县，县故鸿门亭。”圁水出白土之西圁谷，对于圁水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元一统志》云：“无定河即圁水。”《明一统志》谓奢延水一名圁水。《清一统志》谓秃尾河就是圁水。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图》亦将秃尾河标为圁水；近人谭其骧、史念海均沿此说。郑樵《通志》：“莜麦河即无定河上游，自怀远出塞后复合塞外圁水，由波罗堡入边。”《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依据《清会典图》认为“圁水，源出陕西靖边县，为莜麦河，东北流出边城，复折东入怀远（今横山县）为归水。又东北出边入鄂尔多斯。”《明一统志》所说的奢延水实际上就是无定河；《清会典图》的莜麦河实际上就是无定河上游，“归水”也是无定河在横山县境内的别名。近来史念海还有窟野河上游（今神木县西北）一说。神衔山即今榆林榆阳区古庙梁，在上郡白土县南，古神衔水出之。

今从“秃尾河”之说。圁水发源于今神木县瑶镇西北的公泊海子（亦名宫泊沟、公泊沟），与圪（谷）丑沟汇流后称为秃尾河。圁水过白土县南，东至秦长城（故塞）与古神衔水汇合，中下游则是西河郡的鸿门、圁阳、圁阴等县，可见汉之白土县在秦故塞外，处于今神木县西、榆林市以北（原榆林县）地，与东边塞内的鸿门县接壤，大体地域属今神木县。

再回头看“出从幽谷，迁于乔木”、“出谷迁兮”。幽谷，系水舂河漕、丘陵壑谷，俗名“沟、圪”。顺水势而下，沿河出谷，直抵中州洛阳。

关于樊玮先祖的身份，大概有内地移民、屯田士卒，或者是令、长等内郡官吏三种可能性，以下逐一辨晰。

汉永初至永和年间，先零别种滇零羌与钟羌势盛，诸种大为寇掠北地、上郡。安帝永初五年（111 年），羌既转盛，郡吏不欲战，争相内徙，加上征伐转运、委输之供应不足，府帑空竭，上郡徙衙（今陕西白水县），边塞郡民也被强制内徙以避寇难，“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刘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至顺帝永建四年（129 年），诸羌降服，复安定、北地、上郡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后汉书·西羌传》）这次归复郡县，边民复归旧土，加强了上郡屯田戌边的力量，既保证郡县边塞有重兵驻守，以备应战，又避免远途运输，就地解决军需口粮。因此，上郡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业垦殖，以实现“常储谷粟，令周数年”的战备目标。直到永和五年（140年）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上郡徙居夏阳（今陕西韩城），从此郡治再也没有回到圁水之畔。

按汉制，户籍管理与土地赋役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人口征调赋役，即便是“被河灾，乃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只有在“令饥民得流”的前提下，贫民才能允许成为“流民”而就食于异地，因此实边的徙民、官吏等不得随意内徙，有一例为证。杨仆，宜阳人（今新安县境内），“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但是他“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产给用度”（《史记·酷吏传》）。函谷关以西，原秦雍戎狄之地，风俗杂错，杨仆愿以家产敷国用度而乞徙关东之符。武帝不允，元鼎三年（前112年）徙函谷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宁可移关也不许其内徙。以此可见，上郡边民复归旧地时，同样是户籍与土地赋役相关，戌卒官吏等一并返居。

以此事实可见，无论郡治、郡吏来回迁徙至何处，按其前面的履历简述，永和五年时樊玮父母及宗族应均留在了白土县故地，才有身居“要荒、戎陵侧陋”，以及“（当）以弱■（劣），归于邦族”之说，而他也正诞生于这个兵荒马乱的时期。

再看察举制度。汉和帝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太尉丁鸿（？～94年）与司空刘方谏言，“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和帝从之，及至顺帝、灵帝时察举的典制相去大抵也不甚远。灵帝时虽有废损，但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一如旧制，应该是大体实情。考《汉书·地理志》上郡条下元始二年（2年）属县23个，而在《后汉书》上郡条下永和五年（140年）却只剩下10个属县，一大批县治都神秘消失，且户数也从10.4万户锐减至5169户，人口由60.7万减至不足3万人。因此可以推测，至灵帝光和三年（180年）樊玮以廉选入仕时，因黄巾大乱，羌胡大掠，上郡察举人数三岁只有他一人！这种人口锐减、民生凋弊的情况无疑说明，其时边郡已不大可能维系着传统的“乡举里选”，清流正途壅塞不通，渐已荒废。若只出身于贫贱边民、戌边士卒子弟，而不是依托权门、依靠州郡辟除或公卿牧守的荐举，樊玮是不大可能入仕。灵帝“越次擢授诏”恰如其实，公卿举之，除议郎。

简言之，樊玮是中原徙上郡官吏之子弟或属官。只有如此，他才可以声称“得在中州，尸素食禄”，因“明公命讙，得以■（延）足”，进而“封侯食邑，传子孙兮”。从其祈愿碑文中表达的感恩报应及宗教术数，也可以得到侧面的印证。

按旧制，“孝廉”取仕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颜师古曰：“孝谓曰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对举为孝廉者考试经术。因此说，被举孝廉者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儒经的儒生，此即樊玮来自中原官属而非边民、戌边士卒子弟的依据，而且其服膺儒学之实与两汉以来研习经学、方术入仕之风气十分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