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科技革命、全球化为关键词的时代。特别是从IT到DT，以及所带来的制度和文化的变革，使我们高校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能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把创新创业融入在我们的人才体系当中，以及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充分利用优质的国际资源来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6月13日，以人才培养国际化为题的中外校长论坛在西南财经大学隆重举行。以下是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的主题演讲：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尊敬的各位校长，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首先要代表上海财经大学衷心的祝贺西南财大90华诞，也特别要祝福西财越办越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开放的新阶段与大学的使命。之所以选这个问题，以来是结合我们最近几年所思所想以及一些新的探索来谈一些看法。第二个也是想契合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关于国际化跟人才培养的问题。

接下来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部分想讲一讲中国开放的新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7年的改革开放，那对我们现在的开放的格局应该有些什么判断，我认为这是我们高等财经教育发展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应该对这个背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第二个，想来谈一下大学的新使命。也就是说作为高校来讲，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共识，说高等学校它的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那这些职能应该说在不同的阶段，有它新的发展，有它新的内容。那么我们近期在思考一些什么？第三个部分，我想是上财的新探索，我们基于这样一些认识和判断，我们对应着，或者说回应着中国开放的新阶段，我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国家急需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体会。

下面先来谈第一个问题。关于开放新阶段，我们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经过了37年的发展，我们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不是说可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概括起来感觉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从资金流动来讲，我们已经从一个引进来为主的阶段，到了一个走出去的现象也特别突出的阶段。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开放新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现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说正在超过引进来资，标志着我们国家对外开放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资金走向世界各地之后，融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全球分工和产业链，实际上我们能够动用的其他的资源比原来更广。2014年我们国家的直接投资已经去往了156个国家和地区，境外的企业已经达到了6128家，企业海外并购应该说也相当成气候。

开放发展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是从国际经济格局，或者叫国际经济体系的格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回首30多年的改革，我们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当中，我们是受益者。但是现在角色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我们应该逐步的成为一个积极的贡献者。经过了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占全球贸易的份额达到了12%。中国市场的外溢效应已经可以延伸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我们感到这样一个特点的变化，主要在什么方面？我们说中国受益于开放的格局和世界经济体系，那么中国未来应该贡献更多，这个贡献更多有的是中国的消费。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增长当中，三驾马车都在发挥作用，其中之一，也是我们以往感到是问题的部分就是中国消费。但也有一个发展的趋向中国消费正成为全球消费的重要部分，未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出口增长可能跟中国的消费品进口相关。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就是向世界提供一些全球公共品方面，中国也在努力的，积极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而且将会为人类的文明做出新的贡献，这里面可能是制度层面的，也可能是理论创新。

第三个层面是开放方面，我们感到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我们30多年来主要的还是被动的参与，但是现在我们也在开始起到一点引领的作用。我们说在入世之前，我们的对外开放方式还是单方面的自主开放，加入WTO之后我们终于能够在一个对边的平台上，WTO的成员之间相互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应该说中国还处于弱势的地位。就目前来讲，全球进入了一个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阶段，但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机会，而且也是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方面重要的契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构，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我们大家最近都在津津乐道亚投行等等，也应该说中国已经开始参与，或者说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的倡导者和一支推动的力量。

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发展的阶段，对我们大学有什么影响，对我们的财经大学有什么影响。我感到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方面，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中国的开放新阶段，要求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那么这个也兴许是一个老话，我记得大概在十多年，甚至20年前就在谈我们应该有一些具体的方面跟国际接轨，要培养国际化人才。我们想在中国开放的新阶段，我们培养的人才，从现在的需求来说，应该说它的要求更复杂一些。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仅有过去的一般要求，我们感到还有两个层面应该特别的引起我们的关注，第一个方面就是良好的思想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以至于我们培养的学生在多元文化和多元的经贸交往当中先有定力，能够有良好的人格。第二个方面就是具备全球化的意识、领导素质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甚至在完成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任务，现在各个领域都讲话语权，那么谁来掌握话语权，最终还是人才。

我们应该怎样去培养这样的人才？我们最近在思考，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准备了这样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学生通过课程、第二课堂和其他的渠道，对世界经济文化有更多的认知，对国际化的环境和条件有更多的体验和交流，还有国际化文化氛围的熏陶，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并且提供的。

第二个，从高校的科学研究的职能来讲，我感到现在开放的新环境，中国状况的改变，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如果我们把科学研究划分成三种形式的话，比如说跟谁行，比如说并跑行，比如说领跑行。那我们的科学研究是在什么层面上来研究经济和管理的问题，从而为知识的创造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而且增强中国在经济和管理学领域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不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中国问题国际范式。我们在开放的形势下引进了不少的海归，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发展故事讲好，不能让大家更好的了解、理解中国，那未来何谈我们双向的合作和彼此支持呢。所以作为学者，我想我们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中国问题和国际范式应该更好的结合，只有长期坚持这样的方向，那么我们才真的能够做到引领学术话语，展现学术实力，建立学术品牌。

第三个方面就是服务社会的职能。那么在这个方面，如何发挥高端智库的作用，也是在开放的环境下给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现在高校里面应该说我们也在建立智库，我们也已经建了一些智库，但我们自己反思，我们总归是感到一个是不强，一个是不活。这个不强是什么不强，我觉得主要还不是这儿说的操作性的问题，因为高校的智库它应该扬长避短。我感到高校现在建立的智库应该说在敏感性、针对性、前瞻性、战略性这些问题上还不够强。那么原因是在于它的机制不活，它的动力不足。那么机制不活，自然个体内在的动力部活，团队的内在动力不活，由此我们高端智库发挥的作用，成长的空间很大，但是我们确实还有很多改进的方面。可是在国家急需的背景之下，我们高校的智库建设必须对接国家重大的需求，比如现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问题，还有其他区域发展战略的问题等。

基于上面的认识，最近几年来我们上海财大跟兄弟学校一起，尤其我们协同做了一些事情，我简要的做一个报告。在人才培养方面，致力于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平台。我们做了，或者说主要抓了这么几件事情，一个就是立足于国际化的视角，更好更深入地做好通识教育的改革。我们西南财大在通识教育方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我们最近几年来，结合着自己的校情也在启动实施通识教育改革，在这个里面我们把国际化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比如说我们在七个模块里面重点推出了像语言与跨文化交流，经典阅读与历史文化传承，哲学思辨与伦理规范，社会分析与公民素养，在这个里面争取在文化、历史、哲学、公民素养培养方面，争取中西融合，打通。当然，我们在一些学习的资源方面，财经院校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也争取用开放的理念，向外校开放，向网络资源开放，向海外的师资开放来推动我们的通识教育。

我们去年实施了国际暑期学校，引进了37门海外课程，本校的学生学课人数，紧本科生超过了1000人次，最后拿到学分的学生有846人次。今年我们有近60门的国际课程在7月初，在我们学校开放室提供给本校的学生和周边学校的同学。除此以外，我们开始建立一系列的海外实习基地，我这儿只举一个例子，我们感到现在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我们的人才培养也应该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基地。比如说我们跟上海光明集团旗下的糖酒集团共同建立澳大利亚海外实习基地，我们的学生可以去参加短期实习，也可以在澳大利亚参加6个月的海外带薪实习。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近几年来一直在鼓励，就是我们的研究要慢慢地开始转型。那么我们引进了成批量的海归，200位左右，那么我来观察这样一个现象，而且我们有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应该引导我们这些学者逐渐地走上中国问题国际化范式的研究，而且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第二个我们完全有可能做得好。因为这些学者回来以后，难免有一个未断奶期，他们开始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未断奶模式下的研究，但是经历了一个对国情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情况下，他们在逐步走上合作型、独立型研究的道路，也就是说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和主导意识在加强。我仅举几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以及我们在财务会计方面的研究，恰恰是抓住了，特别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有的建立了中国的数据库，所以现在的论文的发表，我们在美国理论经济学的五大天王上现在都有所发表。实际上在国际经济学、管理学方面，最希望听到中国声音的是什么？是中国问题，国际范式。我想我们还是要坚定这个思想做下去。

在研究方面我们应该确立未来在学术中的指标。我们刚召开了学校的科研工作会议，这是有12年没有开的会议，我们认真的谋划了一下未来的5年，或更长一段的时间，我们在学术研究和支撑研究型大学当中，在科研创新方面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些目标，比如说经过5-10年的努力，争取经济行和商学整体进入ESSI前10%，使我们主干的学科在国际化能够努力进100强，个别的学科，或者是方向争取能够进入国际前50位。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是相当艰辛的一个任务。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在制度的激励上，在提升队伍的国际竞争力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在建立新型智库方面应该说通过最近几年的实践，在实践当中让我们的认识有所提高，也增强了服务国家急需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我要借今天的机会特别感谢一下对外经贸大学的施校长，天财的李校长，还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孙校长，上海金融大学的王校长等等，是我们大家一起联手我们来做了一个协同创新中心，就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我们现在已经去了上海，因为自贸区的开端是在上海，但是现在根据“1＋3”的格局，我们已经跟天津、广东、福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我们觉得有义务来做这样一些事情，而且实践也鼓舞了我们自己。比如说负面清单的研究，我们从2012年起，几年来服务于国家战略一直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以及它具体的文件的生成，我们都深度参与。再比如说上海自贸区条例以及福建广东自贸区的条例，我们也深度参与。关于试验之后的结果的评估，我们这个协同创新中心是作为第三方评估胜出方来每半年提供一次第三方评估报告，报告的内容被上海自贸区向国际化报告的重要的内容。研究的成果和主要观点，现在应该说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认可。

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情，应该说并非易事。尽管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探索，但是如何去行政化，我们已经在科研机构领导人的触及非触及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继续探索的必要。我们在高校和政府之间，更好的对接和融合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在人事管理上，怎么样的需求引导动态进出，我们现在也聘了一些上海社科学其他单位、四个省区的一些研究人员，政府工作的人员参与研究，还需要继续探索。最后一点是关于团队考核用户评议，我觉得对我们这样一些新型智库未来更好的发展，也是我们的制度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