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有无数收藏品的樊建川，对他收藏的第一件关于自己的物件记忆犹新——那是一张幼儿园的成绩单。成绩单上，老师对年幼的樊建川提了几个意见：“第一，对同学要友好，说明我当时打同学了；第二，要能够当众讲话，说明我当时不会讲话。”这是9月17日的下午，他刚刚结束2小时的演讲，顺口开起了自己的玩笑：“你看，我今天讲得很好嘛，说明我改过来了。”

　　每一件物品，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诞生时的历史印记，我们也得以从它身上窥见某个时期的社会图景。樊建川经手过数不清的文物，但他认为，所有的文物都同样重要，就像每段历史都值得记录，不可中断或将它故意遗忘。“就像一棵树，不能只说某一段树干很重要。少了任何一寸，树都会倒。”

　　

在昆明一家米线馆，樊建川拍下食物的照片在微博分享

　　“小鱼饵钓大鲨鱼”

　　“收藏文物还有一乐，靠你的慧眼，你的文物经验，你的历史知识，以很便宜的价格收藏到真货。”

　　

　　9月17日一早，樊建川带着助手，再一次出现在昆明潘家湾古玩市场上，他想在这里淘点什么。多年来，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去古玩市场转转。那天早上，他淘到了一本记录抗战英雄的旧书，一些文革时期的瓦当。

　　潘家湾市场里的人并不多，樊建川瞅瞅地摊上的东西，叹一声气：“这里已经不行了，东西少，假货还多。”逛了一圈，临走时，他终于在出口处的一家店里瞅到了一件“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它像一根长长的管子，上面有刻度，嵌了温度计，下端是一个圆盘，盘上有铭牌，铭牌上刻“U.S NAVY SHIP”字样。看起来，它应该与美国海军有关，但美国海军的物件怎么会出现在云南这个内陆省份？卖家对此也不甚了了。

　　几番把玩和观察之后，樊建川觉得有谱了。根据多年接触此类文物的经验，他断定此物确属美国海军，应当是战时用来测量油库里存油情况的仪器，且曾经在滇西战场上发挥过作用，“很可能就是在巫家坝用。这边有大量的飞机，就得把海军的测油器调过来。”

　　卖家对这个物件毫不了解，几次都未曾出手。樊建川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这件宝贝。旁观整个过程，他的商人头脑可见一斑。他曾在书中说：“其实收藏文物还有一乐，靠你的慧眼，你的文物经验，你的历史知识，以很便宜的价格收藏到‘真货’，可能就像用小鱼饵钓来一条大鲨鱼一样乐吧。”

　　买到了手，第一件事就是拍照。几分钟后，这个还有待鉴定的“文物”连同他在潘家湾逛的照片，一起出现在他的微博上，出现在他49万粉丝的视野里。他其实也不十分确定这物件的用途，但玩微博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网上大神多”，他网络那头的行家能帮他鉴定这东西。

　　发了微博，他便不再言语，一手捧着平板电脑，一手在屏幕上划拉，直到中午近12点，他埋着的头终于抬起来了，面露喜色：“现在基本上破案了！”

　　跟一众网友讨论之后，这件东西的用途大致有了定论，与樊建川原先的猜测出入不大。只是它具体的归属信息还有待樊建川再去考证。

　　他的建川博物馆里现有的800万件文物，有不少都经过这样的查证。寻到一个物件，加以甄别，并找出它背后的故事，已是樊建川的乐趣之一。这些文物、文物的故事，探寻文物故事的故事已经集结出书——《一个人的抗战》。在这本书里，樊建川说：“对历史文物进行考证的确是件艰苦的事情，年代、品质的考证是一方面，而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考证似乎更吸引我，每一件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能让人从中体味出历史、人性给予我们的种种启示。”这份乐趣，经常让他产生错觉，觉得自己与几十年前就已作古的将军、名士相识、相知。

　　他相信，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也会成为一段历史，见证国人为纪念抗战历史所作出的努力。

在昆明购买了一件文物后，樊建川一直在网上查询关于这件文物的各种信息

在文物中仔细寻找历史

　　“日本的书信我买了3000封，全都是从中国寄过去的，现在全部翻译出来了。”

　　收藏行为的背后，樊建川始终秉持一个理念：文物见证历史。

　　谈及收藏的初衷，他打了个比方：“其实每个人、每个家都有自己的博物馆，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阅历。你每天作出的判断，都是依据你的经验教训。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依据的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博物馆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它留下的是漫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文化和经验教训。”

　　这些年，樊建川建了许多不同主题的博物馆，诸如“5·12地震纪念馆”、“知青博物馆”、“抗战博物馆”等。他的想法简单又实在：“地震纪念馆将地震带来的伤害固定下来，帮助大家提高对地震的认识。我相信，今后如果我们再遇到那么大的地震，是不会有那么多人遇难的，损失会减少很多。”他认为，博物馆最重要的是传承财富、传承经验、传承教训。“特别是对于年轻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财富和经验对他们会越来越重要。”

　　军人、知青、官员、商人，再到如今的“馆奴”，58岁的樊建川将自己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和变化归结于历史——改革开放。他认为，是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会，也给了自己一个挣钱的机会。他在演讲的时候当众说：“财富是你挣的吗？不是。如果是，那你樊建川当知青的时候，怎么一天才挣一毛钱？所以还是体制。”

　　目前，他正在筹备一个大馆——“我要做一个关于改革开放的博物馆，现在正在筹备，争取2018年能开。从1978年到2018年，40年，40个馆。每年一个馆，每年的文物，每年的图片，每年的歌，每年的4件大事，每年一个情景再现，每年一个纪录片，这样做下去，特别好。”樊建川有这样的自信，因为他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而且，“这些东西我已经收得差不多了，这些年一直在收。”

　　说起收藏文物，樊建川的故事多得可以装满几节火车皮。他每年到处搜罗文物，最多的时候一年买了400个集装箱，最少的时候也有五六十个；文字历来是记述的最佳手段，樊建川收藏了诸多书信、手稿，仅他收藏的检讨书，就有50吨之多。他细数，自己还有几万本日记，300万张黑白照片，七八吨毛主席像章，100多万封带信封的家书。

　　“不容易啊！”他感慨地说，他曾站在日本的旧书店里仔细淘，站3个小时才能找到3封合适的书信。“日本的书信我买了3000封，全都是从中国寄过去的，现在全部翻译出来了。”

　　之所以如此执着于此，是因为随着关于战争的收藏日益增多，樊建川对和平的珍视感也越来越强烈。他的“日本侵华罪行馆”陈列着日军在那场战争中留下的罪恶物证，但结尾却是以中日友好为主题。他在书中说：“一件文物，留下说话的证据，它放在收藏者的手中、摆在博物馆的柜中，就是用物证说话，告诉我们历史的教训，警示后人：只要他们被留存、被收藏，就会不停地‘说下去’。”

　　他认为，只要对战争有了正确的认识，就可以避免战争重演。

在昆明购买了一件文物后，樊建川一直在网上查询关于这件文物的各种信息

　　博物馆也可以新潮互动起来

　　“今后进馆参观带上手机就不用讲解员了，走到文物旁边，扫一扫二维码，手机给你讲。”

　　重视经验，重视教训，或许与樊建川的商人经历脱不了干系。

　　博物馆历来带着历史的沉重气息，不易吸引广泛受众；但樊建川的几十个馆人气却很旺盛，这或许得益于他像经商一般经营博物馆。他的个人微博成了博物馆的网络推广平台；他个性鲜明的行事风格，为他在网络上博得了“舵主”——一个带着江湖色彩的响亮称呼。又因为执着于收藏，执着于建博物馆，他还得了个“馆奴”的别号。

　　相较而言，他更喜欢后者。“我这辈子就是为建博物馆而生的。建馆就是为了把历史的真相搞清楚，我原意给这个当奴隶，给历史的文物当奴隶，还给观众当奴隶。”樊建川在不惑之年以后才开始从事这个“天赋的事业”，而今，他已建成了40座馆。正在筹备中的还有援华义士广场、汉奸馆、江湖帮派馆、七十二行馆等等。他的目标是建100座馆，“一定要完成一百座。”后半生，他准备全力以赴为这个目标努力。

　　我们的时代终将走入历史。若干年以后，谈及这段历史，网络一定会成为记录这段历史的文物。所以樊建川将博物馆与网络紧密结合。他的微博上总是人气爆棚，当遇到难以辨别的文物时，只要经他拍照后在微博上亮相，很快就会给他带来答案。这足以解释他为什么痴迷网络，喜欢微博。

　　在微博上，他是个很爱“炫”又很容易满足的人，走到哪儿都要拍张照。今天吃了豆腐，明天吃了洋芋，哪怕一碗美味的芽菜臊子，他都要赶紧拍照上传微博，这能让他乐呵上一天。9月17日，逛完了古玩市场，他在市场边随便找了一家米线店，点了炸洋芋、烤豆腐和米线。碗端上来，他尝了几筷子，直呼“好吃”。助手拍了照，他立马传到微博上。还不忘唠叨两句：“这是他们随便拍我，如果让我来拍，我要当导演，教他们怎么拍我。”

　　樊建川似乎全然不惧自己对于写作、拍照的不专业。在熟悉的人眼里，他甚至有点“二乎”，“二乎”得叫人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老板们聚会，别人抽雪茄，他抽几块钱一包的烟；别人品红酒，他端着个盛了白酒的杯子也凑上去；没习过书法，却收藏了一堆书画，还喜欢写两笔；没学过音律，却自己灌制唱片放在馆里卖。甚至他演讲的时候也不按顺序讲，而是忽前忽后，弄得台下放幻灯片的助手手忙脚乱。

　　但回过神来，他却一本正经：“关于博物馆，我特别强调网络，包括网店、公众微博、微信。我觉得应该是线上线下互动才行。”他说，他正在考虑做网上博物馆，和实体博物馆本身的落地智能化。“我们正在做方案，今后进馆参观带上手机就不用讲解员了，走到文物旁边，扫一扫二维码，手机给你讲。我们正在开发这种软件。”

　　“题材要好，要有靠山”

　　“做奇怪的，做中国没有的（博物馆）。要靠旅游景点，靠大企业，博物馆集中在一起互靠。”

　　其实，樊建川早已有了打算：已建成的和将要建成的博物馆，都要交付给国家。

　　“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挣钱的机会，给了我施展才华的机会。所以我历来不认为钱是我的，而且哪个人能把钱留下来？自己挣的钱自己用在该用的地方，把这些钱花给国家很好。”现在，他认为只是个管理者的身份。因为他的贡献，相关领导还特意说明，樊家进建川博物馆都不用买门票。他却正经起来，说，“该买还是要买的。”

　　樊建川一手操办起了中国最大的民营博物馆。在这些年的运作中，他摸出了一些经验，仍然是商人思维，商人门道。目前，国内许多民营博物馆正面临如何继续开办下去的问题，前景和出路渺茫。但樊建川依旧觉得，博物馆的发展就应该在民间。

　　“全国大概4500家博物馆，民间的有800家，但大部分规模都比较小。我觉得有一个大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许多东西都流到了民间，文物在民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财富，如今民营企业占了半壁江山。以前的博物馆都靠国家办，但国家财政有限，办得很慢，办得少，办了又要养。所以还是应该鼓励民间办。”

　　对于民营博物馆如何办下去，如何办得好，他有自己的见解：“其实是有办法活下来的，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很大的体系。”他认为，民营博物馆要想办好，首当其冲就是题材要好。“字画、瓷器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你做不过国博、省博、市博。”不做平庸题材，不做与官办博物馆撞车的题材，这是樊建川的标尺。“你就做奇怪的，做中国没有的，做拾遗补缺的嘛。”他似乎觉得这一点很简单，做博物馆的都应该想到。

　　另一个建议是，要有“靠山”。“靠旅游景点，靠大企业，博物馆集中在一起互靠。”靠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觉得“跑一趟不冤枉”，最好就是能和旅游结合在一起。而他自己的几十个博物馆聚落则是另一种模式，产业结合。几十个馆聚合在一起，有酒店，有客栈，有茶馆，有饭店，“我们那儿可以逛三天。”他骄傲地说，“我的馆里马上要搞五星级酒店和会议中心，现在还是影视基地。”

　　来到昆明，他觉得很遗憾的是，云南没有自己的抗战博物馆。“从历史的角度看，云南有着丰富的开馆资源。这里出了一大批抗日名将，有滇缅公路，有飞虎队，有驼峰航线，作为抗战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省份，不开馆，简直可惜！”9月17日下午的演讲中，他不忘给听众一一历数：“一个是滇军出滇抗战，这个是云南人的光荣，我估计出滇的云南人不会少于70万到100万之间。第二是云南作为后方对抗战前线的支持，经济上、财政上。还有西南联大，抗战文化的繁荣对整个战事的支持。第三，修建滇缅公路。第四，滇西会战。我初步想到的馆址应该在昆明，看过昆明，再愿意去哪儿看就在哪儿看。”

　　他认为，滇西虽然已经有一些抗战博物馆，但云南的抗战不单是滇西，还有滇东、滇北、滇南，应该把云南几千万军人、民众在抗战里起的作用，都给说出来。

　　对这个还未有定论的“云南军民抗战博物馆”，樊建川已经给它搭出了框架：“云南军民抗战博物馆应该建在城市环线外，开阔的地方，内容包括滇缅公路啊，滇西抗战，滇军出川，后方建设，对前线的支持，还应包括西南联大在云南、文化名人在云南啊。这些都把它做进去，多好啊。”

　　都市时报记者 辛亚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