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樊哲祥原创，选自《樊氏渊源概论·姬姓始祖仲山甫》一章。请引用者注明出处。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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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窦宪传》云：“和帝永元元年秋七月，车骑将军窦宪伐单于，大败之稽落山。宪登燕然山勒石纪功。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

    东汉永元元年（89年）六月，汉车骑将军窦宪、副将耿秉率精骑八千北击匈奴，会同度辽将军邓鸿、南匈奴，北进至稽落山（今蒙古汗呼赫山脉），与北匈奴单于遭遇。大破北匈奴，乘胜穷追至私渠北鞮海（今蒙古乌布苏诺尔湖），斩获甚众，得杂畜人口百余万头。窦宪、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史称“稽落山之役”。

    相比同期《毛公鼎》铸铭文32行499字，《后汉书》、《艺文类聚》所载“仲山父鼎”铭文不知是否为全部内容。《训故》引《仲山甫鼎铭》注：“窦宪北征，南单于遗宪古鼎，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崔骃时为主簿，因为之铭。”崔骃（？～92年），字亭伯，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历官长岑长。崔骃所作铭文：“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有福。足胜其任，公餗乃珍。于高斯危，在满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自汉代发现仲山父鼎以来，历代都有学者对仲山甫鼎铭文进行考述，略摘录如下：

    《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

    《左传》襄公十九年载臧武仲云：“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这里说天子铭德不铭功，诸侯举动得时而有功可以铭，大夫讨伐别人有功，也可以作铭。总之，这种铭都是彰显贵族“功德”的。

    刘勰《文心雕龙义证》曰：“夏铸九牧之金鼎……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玉海》卷六十引《文心雕龙》作：“夏铸九鼎……仲山镂庸器，计功之义也。”庸器，伐国所获之器。“庸”又同“用”，亦为用器。《斟诠》说：“庸器，一谓伐国所获之器也。……一谓铭功之器也。”蔡邕《铭论》：“《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仲山甫有补衮阙、式百辟之功，《周礼》司勋凡有大功者，铭之大常，所谓诸侯言时计功者也。”

    在漠北，南单于屯屠何遗送窦宪古鼎，意在为窦宪歌功颂德，说他的功绩足以和仲山甫媲美。按刘勰、蔡邕的话说，仲山甫有补衮阙、式百辟之功，鼎铭是仲山甫言时计功以彰显其“功德”，言下之意“仲山父鼎”乃自作用器，如《礼记·祭统》所言，铭者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显扬先祖以崇孝。从崔骃所作鼎铭文来看，借以卦辞，表彰的是仲山甫生前辅政时的功德：“足胜其任，公餗乃珍。于高斯危，在满戒溢”。餗，孔颖达疏：“糁也，八珍之膳，鼎之实也。”原指鼎中的食物，后泛指美味佳肴。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广泛使用在祭祀、宴享、朝聘、婚冠、丧葬等各种政治和宗教活动之中。作为国家重器象征奴隶王权，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除了用以表示奴隶主贵族等级身份和权力外，鼎还用置于宗庙作铭功记绩的礼器，考察君臣行为处事是否符合礼义规范等，如“一言九鼎”之义，《礼记》有“故圣人作则，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

    按《广雅疏证》释鼎引九家《易》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饰以黄金，诸侯白金。羊鼎五斗，大夫饰以铜。豚鼎三斗，士饰以铁。”由此可觇知，鼎容五斗当属羊鼎大夫之列。虽然西周、汉时计量单位略有差异，但按西周、汉一斛等于十斗算，容五斗之羊鼎小不过豚而大不过牛鼎一斛。既然仲山父鼎是自作用器，用以“诸侯言时计功”，为何又是五斗羊鼎而非牛鼎呢？以仲山甫“古训是式，威仪是力”的品德，他极遵古训、从典章制度，既能做百官之表率，当然不太可能僭越礼制，也不能鄙薄礼制而降格为大夫。以（卿）大夫身份而非诸侯“镂绩于庸器”，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仲山甫恭谦、柔嘉维则的美德。在仲山甫时，虢文公谏劝宣王修籍千亩，遵守传统的“籍礼”仪式，说明宣王早期对礼制的僭越现象还不多见，这不啻是仲山甫在镐京佐王辅政而并未就国的直接证据。依此，如果“仲山甫鼎”非汉时人伪作，那么铸鼎时间大约在仲山甫仕卿大夫之顶峰际，即前821年之后。

    按崔骃所作铭文“雉膏不食”、“足胜其任，公餗乃珍”等意，以及鼎铭“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仲山父鼎系祭祀、宴享用器，而非丧葬或冥器。“子子孙孙永保用”是作彝器纪念的常用语，如《毛公鼎》“用乍■鼎，子子孙孙永宝用”。既然是日常用器，仲山父鼎当初一定成列于其府衙官舍、宗庙。那为何近千年后流落到漠北了呢？其中辗转腾挪的曲折经过已不可知晓。考匈奴史，自西周起戎族开始威胁中原王朝，与周、赵、秦、汉等朝素有兵戎之争，但有两次其破坏力是最有直接影响后果的，其一是周幽王骊山之乱，犬戎部落攻陷镐京，大肆进行劫掠和破坏。其二是王莽新朝时匈奴复犯边塞，东汉建武五年（29年）扶植卢芳为汉帝，割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五郡，都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比较而言，骊山之乱时毗邻镐京的仲山甫樊邑也未能幸免于难，犬戎（匈奴前身）大肆劫掠、破坏镐京城才大抵是鼎器没入匈奴之手的起始。

    后世对仲山父鼎的流落去向，也鲜有载述。明朝马文炜[1]任荆南兵备道时，为官刚正不阿，不附当朝宰相张居正之权势，严令制止张家人肆意圈占宅基、巧取豪夺并逮捕官属入狱。任江西巡抚时，又禀报朝廷，依法惩办了临江太守。张居正及临江太守等人对其耿耿于怀，诬陷他私藏春秋战国时的“仲山甫鼎”。事见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刻本《续安丘县志·事功传第三》卷十八载：“遂出守德安，政务弥练，城云梦孝感，民不知劳……群小忌之，乃以蜚语中公，谓公（马文炜）城孝感时，阙地得仲山甫鼎以饷江陵，然鼎故在署庋，无恙也。公笑曰：‘伊尹负鼎要君，子乃负鼎要相乎？’嚣然致政归。”阙，通掘，挖。要，同徼，求取，有所倚仗而强求。又考清光緒九年（1883年）刻本《孝感县志》：“万历元年巡抚赵公贤、抚按舒公鳌建议郡邑例得城，城始甓，属本府同判施公继述、知县易公元董共役，寻各迁去。明年，巡按李公栻委经历任公梦榛同知县任公商扈督修，乃竣……十五年德安继承襄陷，邑溃，贼居之十六年。”孝感旧无城墙，明正德年间知县王贤始筑土城以御流贼。万历元年、二年间，始修砌砖墙作城。依马文炜语意，筑孝感城时得鼎似实有其事，只不过鼎在署庋（府署库房）而已，并非私藏之。清人李湘《孝感县志》卷五有“孝感县宋明两朝所得古鼎考”云：“鼎盖出自前万历二年甲戌九月，孝感以议城拓地，即湖为隍方就筑，而地中铿然鸣，怪而掘之得一函，遇风则烬，烬尽而古鼎出焉……上有识，皆古颉籀文，大小凡六十字。……乃请太仓大司寇王公龛州为记。王时以节钺镇抚郧阳，云所记缘其甚详：且摹宋薛尚功历代钟鼎款识皆合，始知为商末周初南宫仲父方鼎也。”不过，李湘考证说此鼎并非薛尚功所款识的南宫仲父第一鼎，而是另一未名彝器而已。对比前文所述，此鼎未名，且凡字数及内容亦与汉时“仲山甫鼎”所记傍铭不符。

    至此，事实已然十分清楚了：万历二年筑孝感城所得之鼎，并非王龛州所误记的南宫仲父方鼎，更非仲山甫鼎。《续安丘县志》传载马文炜事功有误。

    崔骃所作鼎铭文的前一段是《鼎》卦的九三爻卜辞。案《鼎》之卦象：

    《鼎》卦：大吉、通顺。《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其意思是说，圣人烹饪食物来祭祀上帝，以烹饪供养圣贤。享用者谦下明上，谦逊而耳聪目明，刚柔相济，因此大而通顺。君子因以整顿职位，可以完成周王的命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这段《鼎》卦的卜辞，主要是对“足胜其任，公餗乃珍。于高斯危，在满戒溢”的《易》理阐述及说明。“鼎，元吉，亨”，是说作为革故鼎新的《鼎》卦，它有很大的吉祥，亦很亨通。总而言之，享用此鼎以“养圣贤”也。

马文炜，字仲韬，号定宇，安邱贾戈乡马家楼村人。嘉靖壬戌（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抚江西。万历年间主纂《安丘县志》。初任河南确山县知县。1572年（隆庆六年）任满，因政绩突出，升为御史。后因查办要案触动了奸相严嵩及其爪牙，被贬出京城，任湖北德安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