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怀韬支系的家谱，我们不能忽略克洪公与六子徙楚的历史。在诸多家谱的序言中，不断转载抄写着几乎相同的一段文字。《南阳樊氏族谱·义宁州》（道光戊申版，1848年）记载：“克洪，行省一，讳世宏，号容斋，旧谱派仲三。因元末兵乱携子六迁居湖广武昌县樊湖。生于宋咸淳庚午(1270年)十二月十八，殁于元末至正丁酉(1357年)正月十二，葬和尚塘。黄谱传葬樊湖鸡冠山桐梓窝大陂下，长子秀一居侧。”享年八十七岁。“妣郑氏生于宋咸淳戊辰(1268年)二月，殁于元至顺辛未(1331年)正月。”

更有汨罗上党堂樊氏族谱，指明克洪公徙楚的具体时间是至正庚寅年1350年7月。

关于“克洪公携六子徙楚”的说法是有疑问的。假设克洪公徙楚时间1350年是正确的，这一年守宗祧的秀六潜仲公近五十岁。正如许多后人感到困惑不解的一样，耄耋之年的克洪公居然“非常之胆略，有卓越之智谋，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携六子徙楚，实出乎常人所为。《书·大禹谟》曰：“耄期倦于勤”。处于这个年龄的人，年老昏乱，常自感无能为力。纵然克洪公有真知远见，胸罗经史，智伟高谋，文韬武略，纵然元末战乱蜂起，兵燹之厄，然而对于一个耄耋之年、形将朽木、风烛残年的人来说，有什么比抛家舍业、背井离乡更为值得呢？如若不然，徙楚之樊湖，似乎仅为逃生谋命之举，实在令人小觑。

理由之二，此时的六秀均已是知天命之人，甚至儿孙满堂，有无必要被其父携至一个陌生尽管风水钟灵毓秀的樊湖？六秀“皆伟男，竞显才华”，还不至于懦弱无能到需要父辈提携的地步。

从另一方面，我们再来考辩六子徙楚之历史。明万历辛亥（1611年）十九世孙兆程撰写的《重修宁州昌庆公支下族谱序》中曰：“愈可生子克洪，讳世宏，号容斋，行省一，生子七，名七秀。第六秀讳潜仲，号隐吾，守分宁宗祧，余六秀因元末兵乱俱徙楚。家世富盛，后遭所畜佃丁四十八家乘红巾倡乱，遂假通，谋杀樊氏子孙殆尽。”这里说明一下，与克洪公同期或元末明初，为樊氏族谱作序的有三人。

一个是元朝中书行省检校傅箕作的《前序》。傅箕，进贤(今江西进贤)人，至正八年（1348年）进士，官至进贤县尹。“（陈）友谅以书币徵，箕覆书却之”，因忠于元廷与名教而拒绝出仕陈友谅。

一个是明初散文家、明太祖顾问、皇太子师、翰林院“首臣”、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浙江金华人。他应友人樊德进之邀，欣然作《樊氏族谱序》。

一个是商辂作的《樊氏宗谱序》。商辂(1414-1486)，初字太朴，后改字宏载，号素庵，浙江淳安县辽源里(今里商乡里商村)人。“举乡试第一。（明）正统十年，会试、殿试皆第一。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一人而已。”是故，谱序款字“三元素庵商辂”，官至兵部尚书。

这三人所作的谱序，应分别是明洪武十七年甲子（公元1384年）、明正统四年已未（公元1439年）所编撰族谱序。时序上，与克洪公几乎同时代。然而在各谱中，均未考证樊氏克洪公分徙之史实，只言韬公三阳隐德隆荫及建炎三十六昌国难之义等。约请当朝名人作谱序，风靡历朝不衰，不细究推及宗族迁徙之史也是正常的，但不意味着分徙异地他乡的事实就是不存在。显然，《重修宁州昌庆公支下族谱序》说的非常清楚，六秀元末兵乱徙楚是事实，然而没有克洪公！

无独有偶，佐证这一史料的还有黄谱。崇祯三年（1630年）黄冈忠孝堂十二世孙良赞在《考证核实黄冈忠孝樊氏始祖确出自宁州叙》一文中描述：“适庚午夏月，黄冈山图兄远谒宁祠祀。祖拜阅旧谱，有万一生省一，省一生七子，系传昭昭，与黄谱所勤访未符者，一一脗（吻）合，顿觉测然，勤念不肖。等详阅黄谱，果屡称万一生省一，省一生子七人，遭元兵列郡骚动。惟德祖行秀二者，携其弟秀五秀七卜居黄冈，而秀一居江夏，秀三居咸宁，秀四居栆阳，星罗棋布相望。惟秀六不知所在，则黄之未见秀六一人，正与宁之嗣守故业仅存秀六一人者相吻合，宁之未见兄弟六人正与楚六昆仲愈出愈奇恰印正。”

这是考证核实黄冈忠孝（堂）樊氏始祖秀二公与宁州昌庆公支渊源时，从黄谱记载中得到的相关资料。此时的黄谱，特别是旧谱中的只字片语记载，尚未受四昌合谱的影响，未有宁州旧谱中相似或一致的描述，因而更具有真实性。这里有一段考证的趣闻轶事，自明洪武元年（1368年）止崇祯三年黄谱仅记始祖出自万一公省一公，“吾樊元末来自豫章者始祖秀二公，兄弟七人而逸其六，厥考省一，厥祖万一，吾父祖父”云云。263年以来，一直以为本支是北山秀英公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