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粹庭在豫剧发展史上，是位继往开来里程碑式的人物，对豫剧的改革、提高、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曾被人们授予许多当之无愧的头衔，诸如“优秀剧作家”、“导演艺术家”、“豫剧革新家”、“戏曲教育家”、“戏剧活动家”等。然而，纵观他的一生，其艺术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有卓越的胆识、非凡的组织才能、敏锐的艺术思维以及坚忍不拔的探索精神。研究他的艺术成就和戏剧活动历程，对提高豫剧的艺术品位和审美价值、摆脱当前戏曲不景气的状态和为今后的发展繁荣指引方向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

开封是樊粹庭艺术起步的始点，也是他艺术腾飞的根据地。1919年，14岁的他从河南遂平县来到当时的省城开封，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读书，后来这所学校改名为中州大学（即河南大学前身）。

樊粹庭在校读书期间，对所修学科，不图全优，只求及格，但对中外戏剧名著却刻苦攻读、潜心研究。他晚上常独自一人手持扫帚在操场上比划舞台动作，反复琢磨舞蹈身段。如果有名角来开封演出，他肯定买票去现场观看。樊粹庭先后在学校组织过话剧队、国剧队（即京剧）并担任队长。

樊粹庭在学校参加的这些活动，引起其父亲的担忧。虽屡屡劝说，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其父亲愤然赶到学校，先以死威胁，后以断绝父子关系和中止经济来源相逼，樊粹庭无奈之下只好当面应承。但父亲走后，他还是痴迷戏曲，甚至连寒暑假也不返家，专程赴北京、上海去看戏、学戏。

大学毕业不久，樊粹庭应聘到河南省教育厅任社会教育推广部主任。社会教育推广部的主要职责就是到各县巡回工作，下属有民众教育宣传队，演出自编的新戏，推广文化事业和民众识字运动，宣传改良旧风俗习惯等。这个宣传队配有放映机，可以放电影和幻灯片进行宣传。这在当时已是很先进的了。

那时，社会上的戏曲演出团体归社会教育推广部管理，这就给樊粹庭提供了更多接触剧团和戏曲艺人的机会，让本来十分喜爱戏剧的他如鱼得水，更加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戏曲艺术中去。

上个世纪30年代的豫剧（当时称河南梆子）是非常粗浅的，戏班子常年奔波流动，艺人生活异常艰苦，所演剧目无人创作整理，连剧本也没有，戏词都是艺人代代相传，不仅语言庸俗粗野，而且错讹不妥之处甚多。演员化装也很简单，旦角脸上不搽脂粉，只贴两块长鬓，用胭脂涂一下；小生鼻梁上抹一道红；花脸前额半拉头剃光；唱红脸的戴个黑布条，不穿厚底靴，也无水袖。所有行当的戏衣全是用绒线或洋布做的。戏台大多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乐队也少得可怜。

樊粹庭不是目光短浅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他首先摸情况、搞调查研究，对艺人、剧目、戏院等进行深入考察。

二

1934年，樊粹庭从教育界募捐一万现大洋，在开封大相国寺“永乐舞台”旧址上组建豫声剧院。他首先翻盖剧场，请一位留美的建筑师设计，自己亲自精心组织施工。建成砖木结构的瓦顶剧院，废除男女分坐；青砖铺地，前低后高，使场内观众无论坐在哪里都能看清演员的表演。舞台上改为地板，挂起绘有图案的豆沙色天幕，取消“出将、入相”两块门帘，用绿纱屏风将乐队和表演区隔开。台上检场人员着蓝底红边工作服，显得高雅别致。后台宽敞洁净，设化装室和更衣室；上场门边有穿衣镜，供演员上场前检装。整个剧院美观大方、朴素庄严。像这样的剧场，虽不能与今日的大剧院相媲美，但在当时的河南省已经是首屈一指。

与此同时，樊粹庭将原来以陈素真为首的“永乐班”和赵义庭为首的“三盛班”合并组成豫声剧院新的演出团体，陆续从其他戏班聘请一些著名演员，总计七八十人，可以说行当齐全、名角荟萃、阵容强大、实力雄厚。建院工作就绪之后，樊粹庭亲自赴上海购置戏箱并研究改革豫剧的服装、化装和舞美，自任编导；同时，他请了8位教师专门负责提高演员的艺术素养和文化水平。对剧团的组织管理，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为加强舞台上工作纪律和保证演出质量，他亲自制定了前台“五不准”和后台“五不准”，这在当时是震惊全省演艺界的一项创举。无论任何人，只要违反了这两个“五不准”，都要进行处罚：一次警告，两次批评，三次罚站，四次罚跪，五次挨打。这些措施如果放到今日，也许不近人情和缺乏人性化，但在当时确实起到很大作用，剧院整体的演出作风和演出质量都有明显提高。

1935年的大年初一，豫声剧院演员们粉墨登场，开锣演戏，头一出垫戏《反登州》，本戏《三上轿》和《洛阳桥》，这些戏都是经过樊粹庭整理加工的，重新排练后演出水平有很大提高，观众反响强烈，豫声剧院稳住了阵脚。

演出中，樊粹庭深感伴奏乐器太薄弱，弦乐仅有大弦、二弦和三弦。他大胆引进“三盛班”中曾经使用过的板胡，这在音色、音量、音域上都为演员的唱腔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乐队改用板胡做主弦，首先被广大观众认可，梨园同行也觉得比原来的效果好，大家竞相效仿，迅速推广至全省。时至今日，板胡仍然是豫剧的主弦。1936年前后，发现板胡高音过于突出的毛病，樊粹庭又增添了二胡，使高低音刚柔相济，音色圆润。

为了从根本上提高演出质量，唱出自己剧院的特点和风格，樊粹庭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剧本的创作和改编上，而且出手很快。1936年3月上演了他的第一部新编剧目《凌云志》，5月上演《叉烈风》，7月上演《柳绿云》，10月上演《三拂袖》，11月上演《霄壤恨》，后来又陆续上演《女贞花》、《伉俪箭》、《歼毒记》、《叶含嫣》等。这些剧目有悲剧、有喜剧，有文戏、有武戏，更可贵的是每出戏都蕴含积极的主题思想。

在编剧技巧上，樊粹庭以传统剧目为基础，大胆吸取京剧、话剧和电影的一些长处，台词上淘汰旧戏中低级庸俗的水词，代之以生动优美、雅俗共赏的性格化语言，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既有文学色彩又有较强的观赏趣味，为梆子戏注入了新的内涵，再加上陈素真、赵义庭等优秀演员合作，使豫剧艺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全面的飞跃，每上演一出新戏，不仅轰动开封，而且风靡各地，广泛流传。樊粹庭所写的剧本，演员喜欢演，观众喜欢看，剧团竞相排演，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创编的这些戏为“樊戏”。

三

正当豫声剧院步入正轨、向前阔步猛进之时，“七七事变”发生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当时，樊粹庭率团正在商丘车站剧场演出，得知消息后，他立即召集全团演职员开会，决定将豫声剧院更名为“狮吼剧团”。此后，他们每到一地，就演出宣扬爱国主义的剧目作为抗日募捐义演。每次演出，观众群情激奋，抗日呼声高涨，场面十分感人。

1938年6月开封沦陷后，狮吼剧团的演职员无家可归，人心不稳，只得四散谋生。为了保住这支文艺队伍的骨干力量，樊粹庭怀着沉痛的心情，带领陈素真、赵义庭等十几名主要演员过着辗转流离的艰苦日子。他们先到南阳，又到洛阳，最后决定到古都西安去。在这一年多的流亡生活中，为了糊口，他们不得不边走边演出。一有闲暇，樊粹庭便坐在僻静处写剧本，晚上也常常在小油灯下写个不停。宣扬抗敌保国的名剧《克敌荣归》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到达西安时，已经是1939年的中秋节。

狮吼剧团一到西安，立即受到西安易俗社同行们的欢迎和帮助，稍加休整后，便恢复演出活动。首场演出的剧目是《女贞花》和《三上轿》，观众十分踊跃，一下子就打开了局面。剧团生计有了转机，逐渐在西安打下根基。不久，樊粹庭编写并排演了以国事为重、不惜牺牲爱情而献身保国的女英雄《巾帼侠》和奋起抗敌不当汉奸的《好妻子》等新剧目。

在西安期间，因时局动乱，政府腐败，社会极不安定，剧团坚持演出实属不易，团里演员流动频繁。经过无数次挫折，樊粹庭决定从少儿抓起，创办狮吼儿童剧团。于是，他在河南籍难童中招收30个孩子。儿童剧团刚刚成立，原来跟随他来的老团艺术骨干又发生变动，使整个队伍元气大伤，直接影响演出质量，收入欠佳，再加上当时物价飞涨，剧团处境十分窘迫。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他的父亲突然来到西安劝他回家，许多好心的朋友、同学也纷纷劝他解散剧团，改行另寻出路。可是，樊粹庭明确表示，坚决不走回头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他紧咬牙关，克服资金短缺、人心涣散等困难，重新邀名角组团。他带着几十个孩子住在北关的一个破棚里，睡地铺，喝稀汤，既当爹又当妈，与这些小演员们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苦水浇出来的棵棵幼苗成长很快，儿童剧团终于能独立演出了，尽管还带着一身的稚气，但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和欢迎。一时间，狮吼儿童剧团享誉古城西安。

根据儿童演员特点，樊粹庭又编写和排演了一批武打戏和神话戏，如《金山寺》、《无敌楼》、《孙悟空大闹花灯》等。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武打水平，尽管当时经济相当拮据，樊粹庭仍用高薪聘请京剧著名演员来担任武术教师。他经常自嘲地说：“说我这房子倒数第一，不错；说我这行头倒数第一，不错；说我樊粹庭倒数第一，也不错。可我请的老师都是正数第一，有了这些正数第一，啥都能变成正数第一。”果然如此，“狮吼”的武打、表演都自成一家，武功精湛在豫剧界堪称一绝，享誉四方。后来，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分散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等省，大多成为名演员和剧团领导，如开封的王敬先、关灵凤，郑州的华翰磊，许昌的王韵生，兰州的王景方，西安的张敬盟，以及其他地区的董有道、崔喜学、曲玉麟、关山锋等。

新中国成立后，樊粹庭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和尊重，曾先后担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陕西省剧协副主席以及陕西省、河南省人大代表，其艺术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展示。从1949年至1960年，他编写了《王佐断臂》、《雷振海征北》、《杨满堂》、《水工郑国》等近30部戏曲剧本，使得“樊戏”更加深入人心、艺术成果更加丰硕。

樊粹庭于1966年1月1日病逝。他勤奋一生，为艺术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目前能查到的剧本大约有60部

作者：杜政远　　来源：开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