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的某一天，陕西布政使(大致相当于陕西省长)樊增祥气得受不了了。

　　这一天，陕西省学律馆的馆令(相当于陕西法学院院长)游君呈上一份文件，里边使用了“起点”这个词，引来了樊增祥布政使的雷霆震怒。

　　樊增祥讨厌这个新词。

　　8年之后，刚刚上任不久的民国总统袁世凯致信樊增祥，对清末时期的樊增祥大加赞许，信里说：您的学术，可谓在董仲舒和贾谊之间，举世钦佩。庚子年、辛丑年，也就是1900年1901年，您屡屡参与重要决策，于国有功，这一点可能人们还不够了解。但是您治理陕西，不论筹款还是办事，民众都无怨言，在当时各省绝对屈指可数。您简直可以和东晋陶侃治理荆州相比啊！

　　袁世凯在信里讲到的1900年至1901年的事：慈禧和光绪到西安避难前后，樊增祥作为陕西官员为之出谋划策、忙前跑后。因此得到慈禧和光绪这两位最高领导人赞许的樊增祥，在受命出任陕西布政使之后，志得意满，批评起下级来自然毫不含糊。

　　和樊增祥深受朝廷信赖而极度自信并列的，还有两条，一是他在诗歌上的赫赫大名。樊增祥和李慈铭、易顺鼎等，构成了清末诗人的第一集团。二是他在陕西的顶顶政声。他在渭南长期担任知县，自认为积累了大量的行政和司法经验。

　　对旧体诗的热爱令他憎恶新词，长期的行政和司法实践令他相信本土经验的强大和管用，极度自信令他可以毫不掩饰地批评下僚。于是，即便是一个“起点”的字词使用，也引得这位从二品高官写了大段的申饬文字。

　　樊增祥说，今天的年轻人们，稍稍涉猎洋书，拾点报刊牙慧，就生造字眼。其实西方知识分子什么时候这么用过？这些年轻人人人如此，篇篇如此，不要说读者生厌，难道作者觉得这样有意思吗？去年湖北的举人考试，湖北巡抚端方详加戒谕，对诸如“改良”、“起点”、“反映”、“特色”之类的词汇，一概不准写上试卷。

　　樊增祥还举了自己的例子，来告诫这位游馆长：我对于本省大学堂考试里头出现的“文明”、“野蛮”这样的字眼，也曾经严厉斥责过，难道游馆长不记得了？去年，南郑县上报的材料里出现了“起点”的字眼，也被陕西巡抚追究责任了，难道这也忘了？你游馆长似乎有点自鸣得意，还继续使用，简直是吾辈之耻！

　　樊增祥把棒子还打到了知名媒体《申报》的头上，他说：“中国文字，自有申报馆而俗不可医！”到了1898年戊戌年以后，“此等丑怪字眼始络绎堆积于报章之上。无知之物，承窍乞余，相沿相袭”。为此，他说：“我樊某人作为陕西布政使，一省负责人，发誓以天赐扫帚扫此垢污！”

　　学律馆是新设才三四年的法学院。学律馆设立了，该学点什么？用什么语言展开学习？如何与社会对接？想来这是游馆长—1904年的陕西法学院游院长颇为发愁的问题。在北京，沈家本和伍廷芳正带领一帮中国人和日本人抓紧制定新法律、修订旧法律，但是那还是纸上蓝图，还没成为法学院的授课内容。

　　那么，无奈，就教当时适用的旧大清律例吧。可是，毕竟这是在西部名城西安，外面的《申报》等各种媒体纷纷使用新词，探讨新问题，法学院的老师学生们又不闭目塞听。于是，游院长可能不知不觉地习惯了新词汇，就写了“我们把今年开学作为学习大清律例的新起点”的汇报材料。游院长说者无意，樊省长听者有心，游院长的话被当成了污垢，引来了樊省长的扫污誓言。

　　不久，学律馆改设为“课吏馆”，其中设有律学分校。樊增祥又继续敲打学员们，要好生学习《大清律例》、《经世文编》、《谕折汇存》、《外交报》。樊增祥说：有志读书的年轻人们，你们要“仰体国家培养之至意，深念本署司等造就之苦心”！

　　一方面，樊增祥要求陕西法学院学员们怀着对国家和省级领导的责任感和感恩之心，另一方面，他又给这些老师和学生们套上了两大枷锁：语言，决不能使用“文明”、“野蛮”、“起点”、“反映”、“特色”等报纸流行起来的新词；内容，必须围绕《大清律例》来，必须使用旧语言、旧材料。这就是樊增祥安排给法学院的“本土资源”。

　　生活在古典语言和古典法令王国的樊增祥，把语言和法典这两大本土资源的纯洁性捍卫得显然是过头了。

　　《申报》是一家市场化媒体。作为一家媒体，固然有引领风潮造时势的责任，但是，适应市场，也即适应民众需求，是生存之本。当作为媒介的《申报》把“文明”与“野蛮”这类词汇推广开来时，显然，这不仅是《申报》自己在推广，还是成长中的年轻一代在推广。樊增祥也说了，戊戌之后，各种新词更是甚嚣尘上，这也来自社会的需求。

　　《申报》创办于1872年，那年樊增祥26岁，从他26岁到他58岁，《申报》长大了，崛起了。而憎恶《申报》所倡导的语言和观念的樊增祥却老了。老了，他却有足够的权力，有权力给法学院套上枷锁，把《申报》关在法学院的窗户外面。

　　可是，不止一家《申报》，各种媒体都纷至沓来。甚至，连朝廷都开启了修律工程。面对几年之后陆续颁布的新法律，热衷于给法学院大套枷锁的樊增祥，又当作何感想呢？其实，新法律是为纠纷的处理设定更好的程序，求得更好的审理结果。新语言何尝不是表达旧内容，只是要丰富表达形式。樊增祥的枷锁，是将自己个人对旧的内容和形式的热爱，强加到了新学生的头上。枷锁太重，舞蹈就太难。

　　时光推进到民国成立，当早已卸任陕西省布政使的樊增祥收到袁世凯总统的褒奖信函，而又面对“文明”、“野蛮”之类词汇更加盛行、无人不用时，他又该作何感想呢？

　　还有一点，我很想指出来。樊增祥在1904年至1905年时强调法学院只能看《大清律例》、《经世文编》、《外交报》之类，却忽略了兼听则明的道理。他躲在书斋，不是写诗就是批阅各地送来的文章，这位高级官员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法学院是培养匡时济世、定纷止争的人才的地方，其学生必须洞明世事，法学院不是纯洁的僧侣和修女的培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