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迟的生年史籍无记载，均是参考孔子的生年推算出来的。孔子的生年有前552年、前551年两说。《公羊传》、《谷梁传》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周灵王二十年已酉，前552年）。《春秋公羊传》上说：“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于商任。十又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及《十二诸候年表》均谓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前551年），孔子五十一代孙金代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广记》（卷八）更是将孔子生年之日月妄定在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岁“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

　　两种记载相差一岁，历两千余年莫能定。今人多取《史记》司马迁之说，即前551年，而事实上前552年更为可信[1]，有天文学日食天象与文献佐证。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樊须，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这大概是现存各地《樊氏宗谱》所载樊迟生于前515年的主要文献依据。清朝木刻版《济宁直隶州志》以孔子生年前552年为本，其“人物志”记载樊迟生于鲁昭公二十六年乙酉春（前516年）。鱼台宗谱则记载樊迟生于前505年，显然是依《孔子家语》所本：“樊须，鲁人，字子迟，少孔子四十六岁，弱仕于季氏。”

　　那么，樊迟的生年到底以何为据？济南樊迟四十世裔孙澧百撰写的《樊氏三阳宗谱·前序》曰：“又按家语载，迟祖少孔子四十六岁，及读我谱载公生于敬王丙戌，又读阙里志载孔子生于灵王庚戌，则少三十六岁为是，而家语之讹可辨。”其依宗谱之据不可信，属于以果论因。殊不知，宗谱仅记生年而无月生，概是依《史记》记孔子生年（灵王庚戌）反推而来的。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庚子日既可成定论，那差异在于樊迟少孔子三十六抑或四十六岁。不妨先说说樊迟孔门求贤。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前552年10月9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卒于前479年4月11日，享年72岁，葬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曾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广授其业。晚年返鲁，专心执教，削裁《春秋》。

　　孔子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无有所大作为。他的一生多是飘泊游国，游于鲁卫，历陈匡之难、宋司马之害、厄于陈蔡，数遭磨难。得意门徒有孔门十哲：颜回（子渊）、端木赐（子贡）、仲由（子路）、冉耕（伯牛）、冉雍（仲弓）、宰予（子我）、冉求（子有）、闵损（子骞）、言偃（子游）、卜商（子夏）等。

　　《论语·先进》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孔子眼里，陈蔡之厄以后跟随的弟子，都比不上孔门十哲。

　　孔子生在鲁国，先后在鲁国有五十五年之多，在卫四年，在齐六年，在陈四年，在蔡两年多。鲁国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遗存的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鲁卫之政，兄弟也”，孔子先后五次出入卫国，建杏台广授其业，其门徒也多仕于鲁、卫国。前496年，鲁定公、季桓子受齐女乐，怠于政事，三日不听政，孔子便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的生涯。前484年，鲁相季康子召孔子，孔子自卫归鲁。其间，值春秋乱季，孔子在卫、陈、蔡、楚、宋、郑等诸侯国之间飘泊游学。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大规模授徒，有三个时间段，并且都在鲁国进行的：

（1）前532年之前，“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2）鲁定公八年（前502年）之前，“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3）前484年返鲁之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颇受业者甚众。”

　　以其周游列国的经历来看，以其坚守“於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的礼仪来看，孔子有非常强烈的从政愿望，“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热切期盼以侍君为卿的方式彻之以礼乐、收之以兵甲，达到礼乐复兴的目的。因此，一旦国君不重用他，孔子便徙就他方。比如：

　　（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卫）灵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其雄心壮志可想而知。正如，卫国欲得孔子为政，子路问他：“卫君想让你辅政，先生最先考虑的什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又如：（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孔子曰：“（颜）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以上事例旨在说明，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并不仅是授徒从业，而是以身“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只有在他政治仕途不得意的情况下，比如前503年鲁国内乱，“陪臣执国政，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孔子才不愿出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广收弟子授业。这一点，正好印证了他那种“鸟兽不可与（之）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之）易也”、“席不正不坐”的君子清高、孤寡和落魄。

　　所以，孔子大规模授徒的三个时间均在未仕、鲁国内乱及晚年返鲁不仕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在周游列国其间的讲学、习礼，则均可看作是从政闲暇之余的功课。比如，陈蔡之厄的空隙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没有正儿八经的授业场所，是否为“席不正而不坐”的特例呢？

　　这么说来，在周游列国期间的授徒，都是些随行的门生，比如子路、子贡、颜回等，而新招的门徒必定是少数个别人，并且须是得意的门生或与之有仁、义、忠、孝等德行的子弟，如陈国公良孺。所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说：“余考孔门弟子，盖有前后辈之别。前辈者，问学于孔子去鲁之先，后辈则从游于孔子返鲁之后。如子路，冉有，宰我，子贡，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原宪，子羔，公西华，则孔门之前辈也。游，夏，子张，曾子，有若，樊迟，漆雕开，澹台灭明，则孔门之后辈也。”

　　显然，钱穆先生支持崔述的观点，以孔门弟子励志、事功、论著、教学等风尚不同，认为他们有前、后辈之分别。如其所论，樊迟是前484年孔子返鲁之后入孔门授业为徒的。佐证这一推断的有：

　　《论语·颜渊》：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舞雩，台名，是鲁国求雨的坛，在沂水之南，曲阜县南六里，“有坛墠，树木于下，可游焉”。舞雩坛，古代求雨祭天，设坛命女巫为舞，故称舞雩。雩，古代求雨的一种祭祀。《释文》：“慝，言隐匿其情以饰非”，邪恶，恶念。

　　钱穆先生“论语新解”中说，于问答前着此一语，此于《论语》为变例。或说：《春秋》鲁昭公逊齐之年，书：“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传》曰：“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昭公欲逐季氏，终为季氏所逐，樊迟欲追究其所以败，遂于从游舞雩而发问，而言之又婉而隐，故孔子善之。今按：孔子晚年返鲁，哀公亦欲逐季氏。推樊迟之年，其问当在哀公时，不在昭公时，则寓意益深矣。然如此说之，终嫌无切证。或又曰：樊迟录夫子之教而书其地，示谨也。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不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推，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

　　其中，“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孔子前484年返鲁后，鲁相季康子问政时的答辞。因此，要是早期跟随或从学于孔子，樊迟定当明白其中的道理则无此“问仁”之事。这说明，樊迟是前484年以后才进入孔门的。

　　按《孔子家语》载，樊迟少孔子四十六岁，则他当出生在前506年。那么前484年入孔门为徒时，当是在二十二岁那年。考《春秋左传·哀公十一年》：十一年（前484年）春，……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冉有为季氏将帅，与齐战于郎。齐鲁稷曲之战，是季孙氏主国政时，与“三桓”孟孙氏在鲁都曲阜近郊抵御齐军的一次联手作战。因此，季氏以“樊须弱”为由，不同意他当车右。此处“弱”应有两层意思：一是年龄不大，尚处于弱冠之年少；二是文弱乏力、勇武不足。右军主帅孟孺子泄畏敌怯战，军心涣散，遭齐军攻击后即败退至城内。战斗结束后，孟孺子泄语人曰：“我不如颜羽，而贤于邴泄。子羽锐敏，我不欲战而能默。泄曰：‘驱之。’”右师之车右邴泄在主帅犹豫、不欲战之际不战而退。依上下文对比可见，“须也弱”有斯文软弱、勇力不强之意，这即是大敌当前冉有说“就用命焉”的缘故，与后文樊迟“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的勇武谋略形成了强烈的呼应。用命，指效命、拼命用力，竭尽其全力而为，并非“从命、遵命”之义，如冉有所言“当子之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这正是孔子评价“冉有用矛于齐师”的“义”所在。可想而知，战前季氏说“须也弱”，定是据其身体、面貌特征所言而未详其具体年龄。《礼记·曲礼》云：“二十曰弱，冠”。由此推断，樊迟是年二十二岁为正解，且多有持此说者。《孔子家语》曰：“弱仕于季氏”，大抵就是此意。

　　冉求（前522～?），字子有，亦称冉有。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少孔子二十九岁，是孔门十哲之一，很早就入孔门为徒，并从孔子周游列国。前491年孔子游学到陈国时，鲁季康子为宰，欲召孔子归鲁，却担心诸侯嘲笑鲁国用孔子不能善始善终而改召冉求。冉求回到鲁国后，极受季氏重用，身为其宰、将帅。他精通六艺，长于政事，深沉谦退，志在民足，孔子称赞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

　　在这次“稷曲之战”中，樊迟表现出其谋略和勇武精神，颇有功劳。战后，季氏问冉求：“学之乎？性之乎？”冉求不贪功负恩，答曰：“学之于孔子”。季氏遂招孔子返鲁。可见，大概也是冉有所荐，樊迟才在孔子返鲁后进入孔门的。

　　清朝刻本《济宁直隶州志》以《家语》为“王肃伪本不足据”而从“樊迟少孔子三十六岁”之说。应该注意的事实是，晚清的文人流派中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欲立汉儒而破魏晋，认为《家语》是伪作也不足为怪。按其人物志载，樊迟生于鲁昭公二十六年乙酉春（前516年），显然是以孔子前552年生年之说反推算而来的。

　　司马迁将孔子列入“世家”属于特例，又有赞颂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司马迁调研孔子史实时，还曾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足见他对孔子的尊崇膜拜。更何况，司马迁在年青时就师从孔子后裔、西汉大儒、经学家孔安国，作《尧典》、《禹贡》等篇时也曾请教于他。因此，司马迁作《史记》肯定参考了《孔子家语》等史籍，孔子生年同取前551年即是明证。但是，为何记载樊须“少孔子三十六岁”,却与《孔子家语》有异呢？个人认为，这是《史记》抄本刻本传世造成的。《史记》问世之后，刊印的版本甚多。据司马迁的简策，若将过去的三十六写作“卅六”，四十六写作“卌六”，那是很容易传抄篡误的。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有若，也是一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而正义家语云“鲁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岁”。

　　综前所述，樊迟当是“少孔子四十六岁”，以《孔子家语》所说为是，其生年则是前506年。纵观樊迟“六艺”学术，孔门四科不在其列，一生重在“研精于礼乐，不忘泽教”，因问稼圃斥为“小人”而知著于世，敦仁笃教，瑕不掩瑜，后世祀之以庙。